似乎是一种规律，自古以来，中国的改革，往往带有死里求生、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性质。
19世纪末叶，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了戊戌变法，为应对日益进逼的东西洋夷，竟然借重“拳匪”贸然向列强宣战。
这份“上谕”，其气势之恢宏，分析之切要，是前所未见的。文件深刻论述了大清帝国的积弊之重与改革之亟，明确阐述了弊端之源与改革之路，可谓高屋建瓴、总揽全局。“上谕”首先从普遍意义上阐述了改革的必然性，盖“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治法”即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是人为的产物，人们当然可以重构或改造，“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是一条毋庸置疑的政治规则。为了赋予变法的合法性，“上谕”也抬出了老祖宗，“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岂尽雍正、乾隆之旧。”老祖宗都曾历行改革，今日变法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此时的清朝已不复“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康雍乾时代，颟顸自大的慈禧太后对外国典制之优于中国心知肚明。因此，“上谕”在阐述改革路径时明确指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应当说，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也在学习外国，不过，“上谕”并不认为这种学习是到位的，“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这里提出两个重要概念，“西艺”（科学技术）与“西政”（民主宪政），并阐明了二者系源流与本末之关系，特别指出，“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这说明，由慈禧启动的清末新政，一开始就带有宪政改革即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
掌国晚清数十年的慈禧深知改革障碍之所在，这些障碍既是文化的，也是制度的，更是利益的。“上谕”指出，“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以拘牵文义为认真，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坐废于无形之中；而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此不治之病。”尤应指出的是，“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一语，正是历代改革归于失败的肯綮所在。“私”好理解，“既得利益”之谓也；“例”则应从“国情”、“制度”、“意识形态”中找根据。那么，如何消除这些障碍呢？“上谕”给出了思路，“欲去此弊，其本在于公而忘私，其究归于实事求是。又改弦更张以后，所当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者也。”“公而忘私”、“实事求是”解决的是思想路线问题，“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解决的是组织路线问题。
慈禧痛切地知道，“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为了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她命令全体官员进行一次关于改革问题的大辩论，“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都在建议与讨论的范围。由此可见，这场改革不仅是全面的，也是系统的。要求“各举所知，各抒所见”也并非随意，而要“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既考虑国情，也借鉴异域，体现了这个变法文件稳妥与开放的一面。
如何看待慈禧这场改革呢？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一语中的：“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迅速的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力的真诚。”（《转变中的社会的政治秩序》）慈禧太后这个刚刚镇压了戊戌变法的满清皇族的最高统治者，在列强的威逼之下，京城且不保，权位何能稳？她在逃亡期间颁发的这份“变法上谕”，如果说体现了她改革求变的真诚，倒不如说体现了她保住权力的真诚。
单从“上谕”的文本来看，态度不可谓不坚定，分析不可谓不深刻，思想不可谓不开放，路径不可谓不明确。然而，在此后的操作过程中，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一则网文说慈禧的变法有“四不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这则引文出处不明，难以为据，但清廷于慈禧死前三个月（1908年8月27日）出台的《钦定宪法大纲》却是确定无疑的。“大纲”共23条，竟有14条强调“君上大权”，“臣民权利义务”只作附则处理。“大纲”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范本之一，却删去了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充分体现了清政府对君主权力的恋栈及对丧失权力的恐惧。受到强烈非议的是前两条：“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由此可见，清廷的改革不过是纸面的游戏。这场昧于形势、囿于私利的改革，为时已晚，三年之后即被辛亥革命所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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