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手记之五

评价同一历史事件，有时却有两种评价标准。同样是军事占领，如果是外国古人比如沙皇、日本对近代中国的侵略，我们一般称其为侵略扩张，那是要谴责的罪恶；如果是中国古人对周边的鲸吞或蚕食，我们则称之为开疆拓土，那是要歌颂的功勋。

《隋书》上说，隋炀帝“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中华书局，1973年，页94）。如果跳出唐人对隋炀帝的抹黑，隋炀帝的文治武功，与秦皇、汉武的确可有一比。就文化政策而言，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隋炀帝的创科举、重修撰，显然更有进步意义。

但在军事战略方面，隋炀帝的政策似乎颇具争议。秦始皇的“灭六国”通常置于“一华夏”的叙事框架之内，被其吞并的六国毕竟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国。秦始皇用战争手段结束诸侯国之间的战乱纷争，不过是一国范围内的改朝换代（以秦代周）而已。隋炀帝与汉武帝的军事战略也不同。汉朝政权建立以来，匈奴始终是重大外部威胁。在汉帝国北部边境，匈奴骑兵“攻城屠邑，殴略畜产”，长达上百年不得安宁。汉武帝对匈奴的用兵，至少带有自卫反击、积极防御的性质。

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五册（精装本）有一幅“隋时期全图”。该地图的“图例”说明很有意思，地图政区有古今两种分界线，一为“政权、部族界”，一为“今国界”。整个隋代疆域即以“今国界”为框架，隋帝国的地图着以浅橙色，而在“今国界”之内或之邻的周边国家，如东西突厥、室韦、靺鞨、高丽、琉求等，则分别着以浅黄色、浅绿色、浅红色、浅灰色。而即使以“今国界”为界限与今日中国也没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则全部着以白色。这幅地图进行这样的着色处理，是否意在说明，那些着色的国家即使今天不属于中国，但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我国的固有领土”。因此，对它们不能称为国家，只能称之为中国固有国土上曾经存在的不同的“政权”或“部族”。因此，它们与隋帝国的分界线，不是国界，而是“政权、部族界”。

然而，一个国家的国土与民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变化的结果。不能设想，从夏商周以降的古代华夏，历经四千多年，始终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由56个少数民族组成的、数千年不变的超稳国家。因此，研究历史，只能从历史的、曾经的客观存在为前提，那些同时存在、彼此对立、相互攻伐、不共戴天的政体，其实都是当时存在的古代国家。只是由于岁月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一些国家（甚至民族）消亡了，一些国家延续了，有的国家政权更迭了，有的国家被外族吞并了，情况各异，不一而足，但不应否定历史上那些政体的历史存在，毕竟它们有不少都是互不隶属的独立国家，尽管它们还不同于现代的民族国家。只有从这个基点出发，只有遵从历史的前提，才能对隋炀帝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作出分析。

隋炀帝即位之初，于大业元年（605），即对林邑发动了战争。这林邑在哪里呢？“在今越南顺化以南，至西贡（今胡志明市）之北，湄公河之东。”（《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页123）即使按照那幅“隋时期全图”，林邑也处于“政权、部族界”之外。杨广任命刘方为主帅，出动了步、骑、水师万余人，战争的规模可见一斑。战争以挫败了林邑的象队为标志，最终占领了该国国都，隋军取得了胜利。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征讨林邑的隋军死亡什四五，主帅刘方也病死归途中。发动这场战争的理由十分牵强，只因杨广听“群臣言林邑有奇宝者”（《资治通鉴》隋纪四），竟然对其发动了一场既不必要、也不正义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性质如何界定？我们当然不希望将其定性为侵略战争，倘如此，一些人所谓“中华民族血液中从来没有侵略基因”的说法，就无法自圆其说。

吐谷浑本为东北鲜卑部族的一支，后迁入祁连山麓建立国家，统治今青海、甘南、川西北地区。按照前面提到的那幅地图，吐谷浑也根本不在隋朝疆域之内。今天固然可以指称其为中国境内不同的政权或部族，然而，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大业四年（608），隋臣裴矩游说铁勒部（突厥在漠北的一支）进攻吐谷浑，大破之。隋军又至，吐谷浑可汗伏允率众西遁。吐谷浑统治区域，“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资治通鉴》隋纪五），隋朝政府在当地“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同上）。也就是说，正是通过这场战争，青海地区才正式纳入隋朝的版图。隋炀帝发动的这场战争，即使不算侵略，也算扩张吧，说的好听一点叫做“开疆拓土”，就是把本来并不隶属隋帝国、也并非“无人区”的吐谷浑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为消灭吐谷浑残部，翌年西巡，隋炀帝御驾亲征，渡黄河、至西平（今青海西宁）。吐谷浑仙头王穷途末路，率民众十余万降隋。可汗伏允带少数骑兵远遁。大业末年，由于隋朝政局大乱，伏允重返故地，恢复了其原有统治。对隋帝国来说，吐谷浑可谓得而复失。

大业五年（609），隋炀帝以琉求国不受招抚为借口，对琉求国发动了战争。据多数历史学家考证，《隋书》中的琉求国，即今之台湾。杨广派陈棱、张镇周二人率万余水军，进行渡海作战。经月余方抵达琉求。尽管琉求人进行了殊死抵抗，战争的结局仍然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琉求国王渴剌兜被杀，隋军掳其民万余人。尽管隋军对琉求作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然而，隋朝政府在战后对琉求既不派兵驻扎，也不派员管理，不仅未建立基层政权，甚至连地名也未正式命名，《隋书》（页1825）一句“自尔遂绝”（从此与琉求断绝了联系），说明隋朝对琉求并未实施真正的统治，因此这场战争无论对于开疆拓土，还是对于招抚琉求，几乎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隋代短祚，从根本上源于隋炀帝的内政外交的失误。隋炀帝好大喜功，野心勃勃，追求四夷宾服，国威远播，很享受站在舞台中央的感觉。隋帝国之国力的确也曾呈现一时之盛，“东自今之黑龙江、日本，西至于里海，北从贝加尔湖，南及于西贡、台湾”（《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页130），唐代名臣魏征对他如此评论：“炀帝纂业，威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于琉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页1838）魏征是说，隋炀帝不仅仅是“慕秦皇、汉武”，其实他早已超越了嬴政、刘彻。隋炀帝一意孤行，穷兵黩武，连续发动东征高丽的大规模战争，从而引发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天下叛乱，最终导致隋朝像秦朝一样成为短命政权。

有隋一代，高丽一直是东北亚的强大国家。在隋人看来，高丽不仅是“箕子所封之地”，而且“汉晋皆为郡县”（《资治通鉴》隋纪五），只因高丽王高元对隋炀帝疏于朝拜与进贡，加之有勾结南陈与东突厥的前科，从而引起了隋炀帝的不满。于是大兴兵戈，以示天讨，所谓“顺天诛于海外，救穷民于倒悬”，虽然摆的是“堂堂之阵”，打的是“猎猎之旗”，从根本上体现的却是大国霸权的行径。

对于隋帝国来说，征伐高丽的战争是空前的，首先，军力动员是空前的，一征高丽就动员了三十军十二卫，史称总113万3800人，号称200万。其支前人员倍之；其次，运输方式是空前的，征伐高丽，正式动用了刚刚竣工的永济渠（大运河），用以调动军队和战争物资。其三，前线指挥是空前的，三次征伐高丽，隋炀帝都是御驾亲征。其四，战争的结局也是空前的，从过程来看，大业七年（611）春征高丽，八年秋败还；九年春再征高丽，夏杨玄感叛，引军回；十年春三征高丽，秋高丽请降，班师。其实，他并未真正达到预定的军事与政治目标，反而引发国内烽烟四起。不过数年，隋朝政权土崩瓦解，隋炀帝自己也死于乱军之手。正如魏征所说，“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中之败。”（《隋书》，页1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