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阅读体验中，诸葛亮是三国的魂，三国的骨，没有诸葛亮的三国，如同没有林黛玉的红楼，不可想象。《三国演义》七实三虚，诸葛亮的出场，罗贯中制造了许多悬念，作了大量铺排，荆襄民谣，水镜荐贤，徐庶回马，三顾茅庐，层层递进，一波三折，吊足了读者胃口。从诸葛亮闪亮登场，到诸葛亮彪炳史册，最根本、最重要、最成功的剧情就是“隆中对”。

“定三分隆中决策”，是《三国演义》的一个回目，体现了对诸葛亮的仰慕与钦敬，而这载体就是“隆中对”。“隆中对”这篇文字也成了千古名篇，不仅载入正史与演义，而且进入了当今的中学课本。历代的史家与作家对“隆中对”的赞赏比比皆是，战略远见、战略预测、战略宏图、战略构想、战略布局、战略想定，天下无匹，人间罕见等等，最根本的是“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成了“隆中对”的核心。

一些治史者发现，最早构想天下三分的是鲁肃而非孔明。笔者也发表过《谁信鲁肃定三分》（2015年8月2日《文汇报》）。在“隆中对”中，至少在文字上，通篇没提“三分”，只字未及“鼎立”，只是设定了“汉室可兴”这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倒是在鲁肃与孙权的“吴郡对”中，鲁肃同样预言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历史大势，更为关键的是，他直接而明确地向孙权提出了“鼎足江东”的战略布局。“鼎足”者，“三足并立”或“三方对立”也。即使在时间上，“吴郡对”也比“隆中对”早了7年（《三国志·吴书》，中华书局，1959年，页1268），而当时的诸葛亮还只是一个年方19岁、躬耕陇亩的下乡知青。然而，由于小说戏剧和影视艺术在民间的广泛影响，相信“定三分”出于“隆中对”的仍然是人群的主流。

把“隆中对”作为历史事件进行讨论，首先建基于这是一则信史。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对《三国志》作者陈寿的信任。陈寿作诸葛亮传，历代史家评价很高，人们通常将陈寿与迁、固（司马迁、班固）或范、欧（范晔、欧阳修）相提并论，《三国志》也成为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重的“前四史”。只因“诸葛亮传”的最后两句，“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蜀书》，页934）在后来的岁月中，却成了陈寿的罪状。这是由于后世的人们不断神化与美化诸葛亮，逐渐将诸葛亮视为神人或完人的结果。

最早对“隆中对”未予肯定的是崔浩（？-450）。此人是北魏时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对北魏统一北方做出过重要贡献。晚唐诗人杜牧曾将此人与韩信、诸葛亮、司马懿相提并论（《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页783），南宋学者陈亮谓此人“料敌制胜，变化无穷，此其智之不可敌，虽子房（张良）无以远过也……”（《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页79）崔浩本人作为名重当时的军事家，当然对军事战略有充分的发言权。他曾如此评论诸葛亮：“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二十四史全译·魏书》，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页784）这段评论的核心正是“隆中对”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他对“隆中对”这一战略构想评价不高，甚至明确指出，“隆中对”只是下策（“此策之下者”），这是对“隆中对”根本的、实质的否定。

“隆中对”构成诸葛亮形象的核心部分，否定了“隆中对”，至少暗淡了诸葛亮头上的光环。北宋文人苏洵（1009-1066，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之父），是一位名重当时的史学家。他对诸葛亮的“隆中对”也提出质疑。他在《权书·项籍》中指出：“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古文辞类纂》卷三，页74）苏洵作为四川人，当然了解当地的山川地形，他甚至可能对诸葛亮当年的作战地域作过现场考察。为此他写道：“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同上）苏洵议论的是诸葛亮“隆中对”构想的后一阶段的战略形势。按照诸葛亮的设想，“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书》，页913）事实证明，诸葛亮的战略构想，不过是战略空想。

对许多古籍融会贯通的毛泽东，读到苏洵这段议论，显然是赞同的，他在此书空白处写下一则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500）从这一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隆中对”这一名冠古今的重大事件总体上是否定的。毛泽东熟谙中国的历史与古籍，他在阅读中曾经写下大量评语与批注。然而，这则批语极少为人提及。大概由于诸葛亮、毛泽东都是名人，人们难以取舍之故罢！

襄阳隆中竖立着一通郭沫若的“诸葛草庐”碑，碑文为：“诸葛隐居隆中时，躬耕自食，足与陶渊明先后媲美。然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盖时会使然。苟陶令际遇风云，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实现于世。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这篇碑文撰于1964年岁首，思考的是诸葛亮如果没有“隆中对”这一际遇其历史归宿将会如何的问题。郭沫若只看到诸葛亮与陶渊明均曾隐逸，却又将二者的功业简单归为“时会”之异。陶潜曾任县令，但向无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孔明也曾题诗，却从无寄寓诗词的翰墨情怀。郭氏此文照搬了唐代诗人罗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全唐诗》卷657）的思想。对于历史人物来说，“时会”只是外部条件，自身的秉赋与能力，所处群体的使命与作用，才是内在的、决定性的。如果将成败仅仅归为“时会”，难免有“宿命论”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