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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说的如来,不是名山古刹端坐在大雄宝殿上的释伽牟尼,不是在伽耶山菩提树下悟道成真的乔达摩·悉达多,也不是迦毗罗卫国舍身饲虎的三王子摩诃萨埵,而是神魔小说《西游记》中的如来,一个虽非男主角、但却被描写成无始无终、无生无死、佛法无边的最高“领导者”。

 

鲁迅在谈到吴承恩的《西游记》时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作者笔拙,“解颐之言”写不出来,“玩世不恭”在所不免。在《西游记》中,如来这个人物,如同川剧中的变脸,体现为多种角色,他既是仙界秩序的维护者,也是冠冕堂皇的说教者,既是黑恶势力的庇护者,也是道貌岸然的贪腐者。看官或有异议,不妨听我道来。

 

(玉帝勾结如来联合镇压了花果山造反)

在小说中,如来佛第一次出场亮相,就扮演了仙界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孙悟空作为下界无名妖仙,逼龙宫,欺地府,自称“齐天大圣”,偷蟠桃,盗金丹,罔顾天庭脸面,无礼玉帝尊严,说什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乱,永不清平!”按照“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说法,此时的孙悟空是造反者,是起义者,也是革命者。毛泽东曾有诗为证:“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然而,就在孙悟空打的“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灵霄宝殿岌岌可危,玉皇大帝狼狈不堪之时,如来出场了。他要维护仙界的统治秩序,他要镇压下界的犯上作乱。于是,他将行者逮捕归案,压在五行山下,并判了500年有期徒刑。从此,玉帝的交椅保住了,天宫的秩序稳定了,于是召开“安天大会”,表彰有功人员,天宫仍然是海清河晏,歌舞升平。

 

(唐僧喜读三藏真经)

也许正是鉴于孙悟空闹事的教训,如来独创了一套理论——“三藏真经”。他无视孙悟空本籍东胜神洲敖来国的事实,却非常主观地认为南赡部洲“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是什么“口舌凶场,是非恶海”。于是,他不管自己这套东西是否符合大唐的基本国情,自封为“修真之径,正善之门”,要求“永传东土”,试图“全盘西化”。既然是“传经送宝”,自然是越快越好,然而,他本来具有“特快专递”的本事,却偏要人家“苦历千山,远经万水,到我处求取真经”,就是这样,还要人家感谢他“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由此可见,他作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者,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这当然也有众多“马屁精”动辄请如来“明示根本,指解源流”的功劳,以至于在雷音宝刹之上,“禅心朗照千江月,真性情涵万里天”的颂歌整日绕梁。即使如此,遴选的这个“善信”,还是被如来走了“后门”,他的二弟子金蝉子,即转世后的唐三藏,就被观音“内定”为取经主持人。

 

(如来的娘舅大鹏雕实施了狮驼国大屠杀)

将如来称为黑恶势力的庇护者,并非作者杜撰。孙悟空在取经途中历尽千辛万苦,经受万蜇千魔,这个意志坚定,神通广大的斗士,从来不曾打过退堂鼓。然而,在小说第77回,孙悟空逃出群魔的围攻后,却“按下云头,放声大哭”,他终于动摇了。何以如此呢?取经路上,逢山就有妖,遇水就有怪,以降妖捉怪为天职的孙行者,何曾怕过,可怕的倒是这些妖怪的强大背景和坚强后台。狮驼岭、狮驼国的这些妖怪,之所以神通广大,之所以罪孽严重,原因无他,正是由于它们不是最高领导——如来的娘舅,就是次高领导——文殊、普贤的随从。然而,到头来,如来等人对这些作恶多端的妖魔,不仅没有加以任何惩治,而且全部安排在雷音寺、五台山和峨眉山的最高或次高“领导机关”。

 

(如来纵容阿傩、迦叶向孙行者索贿——紫金钵盂)

只因如来一句话,师徒四人历经14遍寒暑、80番灾难,终于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先是当面聆听了如来冠冕堂皇的谆谆教诲,无非又是“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造下无边之孽”的说教,然后就是“汝等远来,待要全付与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强,毁谤真言,不识我沙门之奥旨”的摆谱,因此,只能“将我那三藏经中三十五部之内,各检几卷与他,教他传流东土,永注洪恩”。只因唐僧等人不曾为佛经管理人员备的“人事”,在返回途中才发现,他们千辛万苦取得的“真经”,竟然是“一纸空文”。而就是这些“白纸本子”,如来竟还辩称都是“无字真经”。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来亲口宣称:“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并举例说,此经曾为赵长者诵了一遍,就“讨了三斗三升米粒黄金”,而且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台上冠冕堂皇,台下贪赃受贿,有如来这样的“光辉榜样”,阿傩、伽叶向唐僧等人索要“人事”,哪里还有过错,倒是唐僧一行不懂行情,不谙事理了。最后无奈把紫金钵盂送人,仍然显得小家子气。如此看来,如来之为道貌岸然的贪腐者,岂是枉语。

 

  神话并非现实,看官幸勿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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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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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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