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水浒传》，可以读出不同的味道，如“忠义”、“强盗”、“造反”、“投降”，我却读出了“腐败”。我不赞成将宋江团伙定性为“农民起义”，支撑这一论点的只有李逵的几句话，“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第四十回）多少带点起义性质。我之所以反对这个“农民起义说”，不仅因为这个团伙里基本没有农民，而且他们从来不曾提过反映农民诉求的纲领与口号，硬要承认他们是“起义”，只能退而求其次，研究这句曾经有过的提议——“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这大概就是李逵说的“鸟位”）

人们不免要追问，“鸟位”是神马位？“夺了鸟位”干神马？李逵嘴里的“鸟位”很明确，当然是指大宋王朝宋徽宗的皇位。夺“鸟位”的目的是坐“鸟位”。时当12世纪中叶，既无君主立宪政体，更无民主共和制度，在当时根本就没有比赵宋政权更先进的制度可选择，梁山草寇即使“夺了”宋徽宗的“鸟位”，摆在面前的道路也只一条，那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如同比他们更晚的、正牌的农民起义李自成，也只能照着朝廷的葫芦画瓢，建立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大顺朝，“在那里快活”而已。李逵直截了当地指明了未来“鸟位”的性质，“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第四十回）他的逻辑符合充足理由律，“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第七十五回）不特如此，这个粗野而又顽劣的莽汉，甚至提出了组阁建议,“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这说明他的政治蓝图却是原来“鸟位”的复制，不同的只是坐“鸟位”的人姓宋而不姓赵而已。“夺了”这个“鸟位”，又坐上同样的“鸟位”，这样的折腾有意思吗？

“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李逵的疯话，它既非宋江团伙的共识，更非宋江团伙的纲领。宋江等人“啸聚山林”的政治纲领是“替天行道”，或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核心还是维护“鸟位”的。这恰恰是梁山政治的误区。100年前，孙中山等人致力于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正是因为这个皇权、这个帝制、这个“天道”，这个“鸟位”，才是政治腐朽、社会僵滞、民众苦难的渊薮。试图保留皇权、复制帝制、实行“天道”，维护“鸟位”，就必然延续这种口含天宪、等级森严、一人之治的“等级授职制”，正是这种早已被马克思唾弃了的制度的顽强存在，才会产生如此之多的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谄官佞上、裙带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的薪火相传，上级才会喜欢俯首听命、唯唯诺诺的奴才，下级才会争当邀宠献媚、投其所好的佞徒。正是由于这种虽非“鸟位”原样，但仍保持体制惯性的格局，才会延续政治场域“劣币驱逐良币”即“逆淘汰”的邪恶机制。从“鸟位”上看问题，“适度腐败”是有利于“鸟位”稳固的，容忍官员的腐败，等于赎买官员的忠诚，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官员的可控性。如此以来，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梁武帝看到“奢僭过度，殖货无厌”的弟弟梁宏库房内藏匿巨额钱财而非叛乱兵器而喜出望外：“老六，你的日子过得不错嘛！（阿六，汝生计大可！）”（《资治通鉴》梁纪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指出，腐败是皇帝给予官员的奖励。

李逵提议的“夺了鸟位”虽未成为梁山的政治纲领，但千万不要以为宋江团伙只会“替天行道”而不会经营“鸟位”，只不过这“鸟位”不是那“鸟位”而已。招安前的梁山水寨，俨然一个小朝廷，宋江臀下的“鸟位”与宋徽宗臀下的“鸟位”在性质上有什么差别吗？“替天行道”与“奉天承运”又有多少不同之处？且不说宋江当上寨主的天降石碣，与天子出生时的天降灵异如出一辙，宋江刚刚坐上“鸟位”不是就挂出了只有皇帝仪仗才有编制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黄钺白旄、青幡皂盖么！“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假如真的实施，按照李逵的“组阁计划”，在郓城押司任上徇私枉法、黑白通吃的宋江，登上皇帝的“鸟位”，就一定比赵佶“伟光正”？当乡村教师就不教书育人、安分守己，反倒策划惊天大案的吴用，坐上丞相的“鸟位”，谁能保证他不是另一个蔡京？身为道士的公孙胜，六根不净、邪念横生，竟然劫持官府，他要攀上国师的“鸟位”，与车迟国的虎力大仙如何能分轩轾？担任基层干警就吃了原告吃被告、以权谋私、执法犯法的朱仝、雷横、戴宗，占了将军的“鸟位”，就一定比孟州的张都监、张团练更是东西？以贩卖人肉、荼毒人命作为职业、爱好的孙二娘、李逵，混上朝廷的“鸟位”，是否就能成为爱民模范、人权卫士？

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哥达纲领批判》）正是为此，宋江等人即使“夺了鸟位”，也只能在皇宫瓦砾中经营“鸟位”。然而，当“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然沧桑巨变，还要在旧日废墟上营造巢穴，搭建“鸟位”，这已不是文化的独立性所能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