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银高速公路通车前,每年回乡探亲,都要走清河县城。当我第一次经由时,看到“武松公园”的大门,马上意识到,山东快书中“当哩个当,表一表好汉武二郎”,英雄的故乡原来在这里。
武松这个人物,由于《水浒传》、《金瓶梅》的传播,加之评书、戏剧以及电影、电视等艺术形式的渲染,可谓家喻户晓。武松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是上了名单的。
在《水浒传》、《金瓶梅》中,武松高大威猛,是个打虎英雄,而其兄武大郎身不满五尺,相貌丑陋,人称“三寸丁谷树皮”。找了个漂亮老婆潘金莲,却是一个伤风败俗,谋害亲夫的出墙红杏。数百年来,武大郎与潘金莲几乎成了丑陋与淫荡的代名词。
CCTV4“走遍中国”栏目2009年12月17日播出了在河北清河县拍摄的《武松兄弟与清河县》。经记者实地采访,发现在武松兄弟的故事中,存在着历史与文学的巨大反差。武大郎与潘金莲均实有其人。武大郎(武植)是清河县孔宋庄人,潘金莲则居住在一河之隔的黄金庄。当地人介绍,1946年初,武植墓被掘开,根据出土的武植骨殖推算,其生前身高至少一米八。其《墓志铭》曰:“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曰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定居。公幼年殁父,与母相依,衣食难济。公少时聪敏,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武植根本不是“三寸丁谷树皮”,也根本不是卖炊饼的。武植其人不仅中过进士,官拜七品,且政声清廉,受民拥戴。其妻潘金莲不仅不是淫荡不羁、毒杀丈夫的淫妇,而且是一位知书达理、默默持家的名门淑媛。更为奇者,真实的武松生活于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而真实的武植,则在明初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由此计算,武松比武植长了将近300岁,但在施耐庵笔下,明代的武植竟然成了宋代的武松之长兄,这真是典型的岳飞拜张飞,秦琼战关公。
这种错位是如何造成的呢?记者采访时,有人提供了这样的情节,武植有一位盟兄弟,家道中落,又不幸遭遇家火,便求助于时任山东阳谷县令的武植。他来到阳谷县一住半月。因武植忙于政务,无暇顾及,只是来时见了一面。这老兄以为武植故意避而不见,一气之下返回清河。一路之上,为泄私愤,他在树上、墙上写了很多武植的坏话,还画了很多讥讽武植的图画。回到家中,只见一座新房已经竣工。一问妻子才知道,原来武植得知其遭遇后就派人送来银钱,并帮着盖好新房。这老兄懊悔不已,急忙赶回阳谷,把他一路所写所画全部涂掉。谁知“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这些东西已被同代的施耐庵写进了《水浒传》,由是铸成了武大郎的千古冤案。
这段故事试图在历史与文学的鸿沟上搭建一座桥梁,其实,这样的桥梁不搭也罢。1985年,一位四川作家曾写剧本公开为潘金莲翻案。此种举动,为名耶,为利耶,局外人无法评论,作为小说人物的武大郎与作为历史人物的武大郎,体现的是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不同向度。500多年前的历史恩怨,没有拨乱反正的现实需要。有人说,《三国演义》九分真实一分演义,《水浒传》九分演义一分真实。然而,这并不影响历史、文学两界的人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分享其精神营养。
历史的根基在于真实,文学的特征在于虚构。历史真实可以作为文学真实的创作基础,文学典型不可理解为历史典型的摄影复印。这是因为,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是第二性的。历史是文学的背景,文学是历史的反映。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人们可以在文学中发现历史线索,却不能在文学中坐实历史事实。人们可以在历史中发现文学元素,却不能将历史戏说成文学作品。在《红楼梦》中,试图索隐出雍正王朝宫廷内争的历史密码,在《三国演义》中,极力掩饰关羽也曾争风吃醋的千古糗事。对于武大郎的千古冤案,你谈你的《墓志铭》,他谈他的《水浒传》,出于历史的义愤,还是出于苗裔的认领,其实都没有多大意义,鸡同鸭讲,牛头马嘴,总有点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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