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阳谷、临清二县，旗帜鲜明、声势浩大地打造“西门庆故里”，使得《金瓶梅》文化之争几成山东“内战”。

　　阳谷在发展服务业的招牌之下，确立了“水浒传·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该项目占地25亩，总投资5600万元。在其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幽会地点——“王婆茶坊”，西门庆的“第三产业”——生药铺、当铺、绸缎庄一应俱全，景区内，还悬挂着西门庆7个妻妾的精美画像。

（武松斗杀西门庆的狮子楼）

　　临清更是气魄宏大，该市为打造“《金瓶梅》故乡和运河名城”，总投资约3亿元，不仅要建设西门庆以及他的妻妾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的宅院，还有王婆茶馆、武大郎炊饼铺、古戏楼等，同时还上演民间艺术，如“西门庆初会潘金莲”、“武大捉奸”等，游客还可自费参与表演，亲自体验西门大官人的“幸福指数”。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结构中，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无不妥。发展文化产业，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与保护。保护是对传统文化的载体或硬件而言，如古城、古庙、古墓等等；扬弃则是对传统文化的本体或软件而言，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比如对于屈原、杜甫、诸葛亮等人故居与遗产的保护与继承，就是非常正常的。《金瓶梅》只是文学作品，书中的人物与场景均属虚构，本来不存在什么“西门庆故里”。由于文学作品的强大影响力，在中国民间，西门庆这个人物，向来是以奸商、恶棍、淫贼形象而家喻户晓的。在这部文学作品问世几百年后，在社会上堂而皇之地弘扬这种奸商、恶棍、淫贼文化，如果不是体现了对这种文化的某种认同，是无法解释的。那么，这都是什么人的认同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规划和政策制订，如果不是刻意粉饰的话，普通民众是很难参与的。齐鲁电视台“开讲天下”的采访片断也说明，即使在阳谷和临清，大搞此类文化建设，也得不到当地群众的认同。由此可见，对于西门庆文化的认同，主要是官员，而不是民众。

　　在文化发展上，提倡什么、弘扬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代表了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道德要求和文化品位。我们社会中存在许多怪现象，一方面是先进文化、核心价值的原则性强调，一方面则是皇权思想、封建意识的大规模宣扬，以致于即使在封建社会也上不了台面的“奸恶淫”文化，竟然以政府名义，巨额投资，权力推销，树碑立传，广为招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曾经是一个相当时髦的口号，然而，这却是一个错误的口号，文化与经济，作为社会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各有其不同的本质特征、不同的发展规律、不同的评价体系。将文化作为发展的点缀，赚钱的工具、经济的附庸，只有在中国某些只热衷于追逐GDP而根本不知文化为何物或在文化问题上不辨妍媸、不辨美丑的地方官员那里，才会出现如此怪象。将西门庆作为“文化名片”，不以为耻、反以得计，如此践踏文化、羞辱文化、歪曲文化，反映的正是一些官员文化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

　　我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毋庸讳言，我们的发展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首先是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为标志的自然代价，其次是贪腐盛行、分配不公、法治不彰、人权缺失为标志的社会代价。这些损失和代价都是一些地方官员无视科学发展观，盲目追求畸形“政绩”造成的恶果。而今天，一些官员又将历史上遗臭千年的奸商、恶霸、流氓作为一种文化，用来污染社会、毒害人心，这意味着我们民族又将付出文化代价或精神代价。

　　东吴弄珠客为《金瓶梅词话》写序时曾指出，“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一些官员有兴趣读《金瓶梅》，却未必有兴趣读这篇序。正因如此，他们打着弘扬文化、发展旅游的旗号，将西门庆这样的淫棍作为“形象代言人”，将西门庆这样的“奸恶淫”文化作为“城市名片”。由此可见，他们读了《金瓶梅》，其所孳生的决非什么“怜悯心”和“畏惧心”，而是“欢喜心”与“效法心”。他们不顾西门庆的千年骂名，如蝇逐臭，亦步亦趋，竞相效尤。考虑到当今的贪官，95%以上都曾包二奶（2008年2月28日搜狐新闻），“久居鲍鱼之肆而不觉其臭”，以致于以恶为善，以丑为美，也就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