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写过一篇关于猪的文章，接着讨论驴，二者有关系吗？有。汉武帝没见过驴，梁太傅问他：“陛下认为驴的形状像什么（陛下想其形当何所似）？”汉武帝笑道：“应当像猪吧（正当似猪）。”（《中国古代寓言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页474）至少在汉武帝的想象中，驴与猪是差不多的。

在《伊索寓言》中，与驴有关的故事有20多篇，而在我国古代寓言中，与驴有关的故事似乎只有《黔之驴》比较有名。人们通常把猪称为“蠢猪”。其实，人们对驴的评价也不高。它在不少地方也叫“蠢驴”。在中外所有寓言故事中，驴大多呈现负面形象，就是明证。

前文说过，所谓猪权，其实只是单一的生存权。在这一点上，驴与猪不同，由于驴的生物特性，它不仅有与猪相同的“可食性”（比如在河北、山东，用驴肉做成的“五香驴肉”、“驴肉火烧”就是当地的美食；在东阿，用驴皮熬制的“阿胶”也很有名），而且它还有猪根本不具备的“可用性”，比如耕作、乘骑、托运等等。因此，驴的权利至少比猪多一项，即在生存权之外，还有劳动权。就驴而言，所谓劳动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重要的劳动者。在经济学里，生产力是由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构成的。在农耕经济状态下，驴在许多农业家庭中，都是重要的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延伸或帮手。驴作为不会说话的劳动者，披星戴月，栉风沐雨，力人类所不及，食人类所不齿。而且要忍受主人的喝斥与鞭挞。即使如此，驴仍然从冬到夏，严寒酷暑，忍辱负重，默默劳做。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它们如同血汗工厂的员工，成为经济运行的螺丝钉，同时也是家庭与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这也是为什么在农业合作化之际，许多农户拒绝牵驴入社的原因之一。这不仅仅是人对畜牲的情感因素，也是因为驴对于一个农户来说实在太过重要。

真正的无产者。革命经济学告诉人们，社会财富是由劳动力的剩余价值构成的，剩余价值是劳动力的“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剥削者占有了，劳动者就只能成为无产者。其实，在动物界，驴更像劳动者和无产者。它为主人付出了全部的“活劳动”，而它得到的劳动报酬——“工资”，不过是一束干草、一兜草料。它没有资格追问它的工资为何这么少？它没有权利追问它创造的财富哪去了？它也没有权利质疑为何它劳累经年而主人却优游卒岁？它更没有权利追问主人为何大腹便便，而它却瘦骨嶙峋？它只能默默地嚼食干草。主人心情不好，它承受的是鞭子的毒打与凶狠的责骂，而它既不会反抗，也不会逃亡，疲劳已极的驴子，只能在尘土飞扬的田地里打滾、解乏。主人心情不错，在食槽里加点豆饼、玉米等精饲料，它竟昂首致敬，“嗯啊”歌唱，以感恩戴德。驴子老了，干不动了，终于累死在磨道里。它的全部遗产就是一具躯体、一副骨架。主人为它料理了“后事”，家人抹着油嘴说，“驴肉包子真好吃”，主人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还是驴板肠有味道！”

标配的管理术。驴的劳动场所，不是田野就是磨坊。它的劳动方式，不是托运就是拖拉。即以北方常见的驴拉磨为例，驴在上工之前，没有彩绘的鞍桥与金饰的辔头，但在笼头与缰绳之外，却为驴准备了两样特制的装备，那就是“笼嘴”与“捂眼”。驴拉磨往往是在狭窄的磨坊进行的。驴子的工作就是通过杠杆转动石磨，以石磨为圆心，进行没有目的地的、周而复始的、一圈又一圈的圆周运动。这份劳作的单调、枯燥与烦人是显而易见的。驴子又有什么办法呢？“文革”时，笔者也曾干过“人推磨”的营生（那时，牛马驴都已属于人民公社），何况是驴呢？石磨磨碎的粮食，大抵属于玉米、高粱、豆类或红薯干之类。即使这些粗糙的粮食，驴也是无法享用的。经不起诱惑的驴子难免从磨盘上偷吃几口。“笼嘴”就此产生了。所谓“笼嘴”即用铁丝或竹篾编制的半球型的罩在驴嘴上的罩子。不知始于何时，有人又设计了“捂眼”（顾名思义，即用布帘遮住驴的眼睛），在驴上工之前就将它的眼睛“捂”上。主人无意中制造一种曾经在“文革”广受批判的“只会低头拉车，不肯抬头看路”的场景，目的在于封闭信息，掩盖真相，只须执行指令，不要打听过程的效应。这种屡试不爽的管理模式也应用到驴的身上。如果说“笼嘴”的设计对于保护主人权益具有正面作用的话，那么，“捂眼”的作用负面效应更为明显。因为，它的设计在保留驴之劳动权的同时，却切切实实地剥夺了驴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驴作为劳动者，在更多情况下，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盲目服从的驯服工具。由此可以看出猪与驴的主要区别。“可食性”是猪的生存权的唯一来源；而驴的“可用性”则是其“劳动权”的唯一属性。一旦其失去了“可用性”，它的命运与权利也就与猪完全相同。由此可见，无论作为猪的生存权还是作为驴的劳动权，仅仅取决于主人如何予取予夺，所谓“生存权”还是“劳动权”都是根本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