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这部小说，虽然一切以男性视角、男性价值、男性道德、男性是非、男性好恶、男性方式为标准，通篇充满男性沙文主义气息，但却代替不了女性在小说中的作用，《水浒传》同样离不开女性。试想，在如此广阔的场域，如此漫长的时段，如此波澜壮阔的故事里，如果没有女性的参与，作品势必苍白、单调与乏味，也就不可能产生灵气、情趣与起伏。

《水浒传》虽有女性，不仅人数比男性少很多，在形象塑造上也比男性逊色不少。有人作过统计，120回本的《水浒传》共描写了76位女性，其中略微提及而未作描写的有29人，具体展开的有47人（汪远平《漫说水浒里妇女形象的塑造》）。对《水浒传》的女性类型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女性观，了解作者所处时代的道德与习俗。本文仅以七十回本《水浒传》作为分析对象，对书中的女性进行粗略分类。

（潘金莲剧照）

一是淫妇。即使初读《水浒传》，书中的女性，最容易留下印象的大概要属这一类。在七十回本中，作者不吝笔墨，描写了多个这样的人物，最典型的要数潘金莲与潘巧云。施耐庵描写潘金莲用了三个回目，倒不是因为她的招蜂引蝶多么出奇制胜，而是她的故事极有戏剧性，一是由于“穷矮丑”的丈夫与她极不相配而“红杏出墙”；二是由于其与西门庆勾搭成奸事情败露居然毒杀亲夫。潘巧云改嫁政法干部杨雄，本是一件幸事，偏偏这个杨雄是个事业狂，整天加班加点，疏于伺候老婆，致使潘巧云独守空房，于是才与报恩寺的和尚裴如海偷情寻欢（第四十四回）。与二潘相比，其余几个同类的人物，就有点逊色了。阎婆惜虽为宋江养的外宅（按照今天的说法，她其实是宋江包的“二奶”），因宋江忙于结交与公关，荒废了的阎婆惜只好与风流小生张文远暗通款曲而投怀送抱（第二十回）。贾氏是卢俊义的结发妻子，卢俊义也是一个只爱舞枪弄棒，不懂怜香惜玉的伟丈夫，贾氏打熬不住寂寞，而与其家奴李固勾搭成奸（第六十一回）。按照当时的社会道德与习俗，这几个女性都属于有悖伦常、不守妇道、背叛夫婿的越轨行为。施耐庵塑造这类女性的用意，大概出于工具主义的考虑，将她们的行为作为江湖好汉犯罪的由头，被迫脱离体制然后投奔梁山。

（孙二娘剧照）

二是悍妇。《水浒传》的女性，除了淫妇之外，形象最鲜明的就属悍妇了，孙二娘、顾大嫂是两个突出典型。孙二娘、顾大嫂虽系女性，按照儒家文化 “三从四德”（“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工”）的标准，她们根本算不上女人。她们不仅容貌丑陋，行事粗野，好勇斗狠，而且欺凌夫君，目无法纪，草菅人命。她们上梁山之前，生活在社会底层，虽然一在孟州一在登州，相距遥远，但她们不约而同地从事个体餐饮生意。不过她们并非本份的生意人，孙二娘兼卖人肉，顾大嫂兼营放赌，就是明证。她们上梁山以后，也与男性一样，整天舞刀弄剑，征战杀伐，论碗喝酒，论秤分金，没有一点女人样。不过，在施耐庵笔下，塑造的相当成功，至今留在人们口中的“母老虎”、“母夜叉”的说法，往往以她们的形象为原型。施耐庵通过对这类女性的成功塑造，客观上强化了水浒故事的江湖与传奇色彩。

（王婆剧照）

三是恶妇。这个类型在《水浒传》中也比较突出。其中最成功、最深刻的莫过于阳谷县紫石街开茶馆的王婆。王婆撮合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她的“拉皮条理论”与“马泊六哲学”可谓炉火纯青。在理论上，她阐述了男人勾引女人的“潘驴邓小闲”五个要件；在实践上，她设定了成功勾引女人的“十分光”的程序。由她设计的谋害武大郎的理由与手段，堪称淫邪之首，恶毒之魁（第二十五回）。可参看拙文《这个王婆不寻常》。郓城县新任知县的情妇白秀英，也是一个恶妇典型。没名没姓的郓城新任知县在首都东京工作时，白秀英与其瓜葛就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白秀英在京城，大约属于“京漂一族”，是个三流歌手。情夫下派郓城任职，她也跟到郓城。她仗恃知县对她的宠幸，不管雷横原系郓城资深政法干部的脸面，不仅强使知县对雷横枷号示众，而且打了雷横的母亲（雷横可是有名的孝子），迫使雷横一枷打死白秀英，反上梁山（第五十回）。此外，原为感恩主动献出女儿为宋江作“二奶”，女儿被杀后又诳骗宋江至官府到案的阎婆（第二十一回）；在清风山上被宋江救了性命，转脸就恩将仇报的清风寨知寨刘高的老婆（第三十二回）；为谋取财物到东平府衙举报史进的李瑞兰的虔婆（第六十八回），谋害或诬告亲夫的武大郎老婆潘金莲、卢俊义老婆贾氏都属这一类型。孙二娘上梁山前经营酒店，也经常干这种谋财害命的勾当，鲁智深、武松都差一点成了她的“包子馅”。作者塑造这类人物，大抵是想透过这类角色的行径激怒江湖好汉，造成他们杀人泄愤、逼上梁山的犯罪事实，以增强故事的宕荡与悬念。这类人物的塑造，不仅丰富了小说情节，也揭示了世象百态。

（扈三娘剧照）

四是女杰。作为梁山好汉三位女性之一，扈三娘这个形象不可回避，其角色比重仅次于以上三个类型。扈三娘的确是个异数，在梁山上，她既不同于男性同党，也不同于另两位女性同党。她没有孙、顾二人黑社会的经历，也没有孙、顾二人凶悍粗野的个性，更不似孙、顾二人丑陋粗俗的容貌，甚至武艺也比她们高出一筹。分析梁山三位女性，扈三娘与其他两位，除了性别，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从扈三娘身上，人们往往想到古代的巾帼英雄，想到穆桂英、花木兰、梁红玉。扈三娘在书中一出场，就给人以红妆金甲，驰骋沙场的女英雄形象。上梁山之后，她始终以马军主将出征，冲锋陷阵，擒敌斩将，屡立战功。她既不同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也不同于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更不同于《白蛇传》中的白素贞。她不以娇羞柔媚见称，而以英姿飒爽标举，她是驰骋疆场的英雄，而非久居深闺的淑女；她是英武柔美的战将，而非鲁莽粗砺的泼妇。我曾为之专门写过一篇《扈三娘的梁山之厄》，故此处不再展开。

五是苦女。苦女是笔者生造的词语。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中，女性对个人婚姻没有任何选择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经地义。然而，在《水浒传》这个男性沙文主义的世界里，决定女性婚姻的不仅是父母，而是父母之外的可以任意左右女性婚姻的局外人。似乎所有女性一旦与这些人有涉，就注定了一生的苦难命运。在《水浒传》中，主要人物扈三娘，次要人物花荣之妹，即使潘金莲这样的反面角色，全都难逃厄运。女性作为人类世界不可或缺的另一半，竟然沦为男性任意处置的器具与物品。扈三娘不仅姿容美丽，而且武艺高强。在祝家庄战役中被俘后，不仅未婚夫被杀，而且家族惨遭灭门。宋江只为兑现对王英的荒唐许诺，竟将扈三娘当作物品一样转送给相貌丑陋，身材矮小的色鬼王英为妻（第四十九回）。秦明作为青州驻军最高指挥官，完全没有反叛朝廷、落草为寇的任何必要与因由，宋江设下反间计，致使秦明一家老小被青州知府所杀。宋江为了安抚其丧妻之情，根本不顾花荣及其妹妹的意愿，竟然越俎代庖将花荣之妹许配秦明作为婚姻补偿（第三十三回）。潘金莲作为张大户家的使女，屡遭骚而不从，并告知主人婆。在主人婆的干预下，张大户无奈，反而倒贴嫁妆，将她配给人称“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第二十三回）。扈三娘以被宋江转送，花荣之妹被宋江作为补偿，潘金莲被张大户打发，对于个人苦难婚姻，她们似乎没有表示任何抱怨与反抗，只能听天由命地接受他人的摆布与安排。

（金翠莲剧照）

六是弱女。《水浒传》里描写了许多女性，她们在不同层次、不同程度上成为社会的弱者与受害者。这些女性，有的原本身处社会底层，有的并非社会底层人士，甚至其丈夫还在朝廷任职。但在强权面前，都有可能遇到不同层次的生存危机。一是来自地方豪强的欺凌。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金翠莲。金翠莲随父母到渭州投亲不着，母亲病亡，流落外乡。被当地豪强镇关西强买作妾，却被老板娘打出。谁知虚钱实契，又被逼索三千贯钱卖身钱（第二回）。二是来自官府权势的欺凌。林冲的“逼上梁山”成为官逼民反的千古绝唱。只因妻子长得漂亮，数次被高衙内纠缠，均被林冲制止。由于高衙内之养父高俅位高权重，林冲被其设计陷害，受尽折磨，刺配沧州，林娘子最终自缢身死（第十九回）。另一个被官府迫害的女性是玉娇枝。大名府人氏王羲携带女儿玉娇枝去华山还愿，华州贺太守利用权势强行逼婚，逼婚不成，竟寻找借口将王羲刺配远恶军州（第五十七回）。三是来自草寇山贼的欺凌。桃花庄刘太公的女儿，被桃花山草寇小霸王周通逼婚，幸亏被鲁智深所搭救（第四回）。

在《水浒传》里，当然还有如王进母亲、何九老婆虽然着墨不多但属通达事理的女性，也有如徐宁夫人、花荣夫人、李应夫人这样偶有提及属于相夫教子的女性。但从整体的文学效应来看，施耐庵笔下刻意塑造、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除了扈三娘、金翠莲之外，大都是负面人物或有缺陷的正面人物。这当然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女性观，不过，任何观念形态的东西，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与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分析《水浒传》的女性人物，人们自然会质疑，宋明之际，由于理学的影响，“三从四德”式的女性才是主流，而施耐庵在小说中如此集中、如此突出、如此极端、如此热衷地丑化女性，一定是因为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曾经极其深刻地受过女人伤害，甚至有人推测，伤害他的女人很可能也姓潘。要不然就不好解释在他笔下何以连续写出两个潘姓的风流淫荡、惨遭刀割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