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手记之三

隋炀帝杨广当然有文化，那时不讲学历，不好考证他是初中生还是博士生，至少在历代帝王中，他是名副其实的诗人。在数量上，隋炀帝的40余首遗诗当然比不了清帝乾隆的上万首，但在质量上，乾隆皇帝只能甘拜下风。

请看杨广这首《春江花月夜》（《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8年，页2663）：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短短20个字，其环境、心境、意境、文境，均堪称妙境。由隋炀帝的这首《春江花月夜》，人们总会联想到唐代诗人张若虚的同名长诗。可见，杨广的乐府曾经引导过唐代诗风。

历代史论有称杨广是昏君的，显然是错误的。史书载，杨广“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馀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页5684）他公然宣称，天下之人都认为我靠世袭上位。如果我与士大夫同场考试，也绝不会输给任何人，天子最终仍是我的。正是这种极端自负的心态，他才以为，在任何领域，他都是天下第一，即使赋诗作文，如果有谁超过他，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同上），就是这么来的。

魏征是修纂《隋书》的主持人，也是继隋而起的唐代政治家，至少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他对这位亡国之君说了一些公道话，他认为，炀帝“《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杨广虽然政声不佳，“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页1730）立场还是公正的。

从治国才干上说，杨广不同于只会吟咏长短句的南唐后主李煜，也不同于热衷书画创作的宋徽宗赵佶。相对于杨广，此二人太过偏科，杨广则是一个文治武功均可称道的有为之君，开运河、筑长城、征四夷、拓疆土，诚可谓政绩彪炳，自信满满。

一个领导人能力超群、才艺爆棚，总不免睥睨群伦、目空一切。他当然不是武大郎，却不免产生古今一人，舍我其谁的心理，如果谁的才能出类拔萃，也会受到他的惦记或打压。说起来可悲，生在武大郎掌权的时代，谁也不许高于武大郎，自然是悲剧；生在隋炀帝时代，谁也不许高于隋炀帝，当然也是悲剧。只不过两种体制之下，戕害的人才，规格与品种不同，道理却是相通的。

隋朝短祚，到杨广被杀，也不过37年。在这个短命王朝里，就有这么一位薛道衡，见识与文才都是卓越的。在杨广登基之前，薛道衡就显现了不凡的政治见解。开皇八年（588），隋朝发动了统一全国的最后战争——伐陈之战。高颎是隋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兵临长江，高颎与薛道衡夜谈兵法，让其预测战局。薛道衡从天下分合、兴亡之道、用人政策、力量对比四个方面阐述了隋军必胜的道理。高颎听完，赞赏地说，“你所说的胜败形势，条理非常清晰。原本是希望运用你的才学，没想到你的谋略也如此高明（君言成败，理甚分明。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页1407）回去即任命其为吏部侍郎。

在文学成就方面，薛道衡为今人熟知的作品是《昔昔盐》。建政后出版的权威的《中国文学史》这样评论，“‘昔昔盐’是他（薛道衡）的最著名的作品。”论者专门指出，“‘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却能透过环境细节的描写，刻画出思妇孤独寂寞的心境，显出了艺术上的独创性。”（《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页19-20）

开皇年间，薛道衡在吏部任职，他经手提拔的干部有人违法犯罪，且有人举报他结党营私，遂遭到撤职贬黜，发配岭南守边。此时的杨广对他颇有好感。听说薛道衡远谪岭南，就让人传话，要其绕道扬州，他将奏请父皇予以留用。不料，薛道衡对到杨广的王府任职不感兴趣，竟然改道南行。杨广对此当然心存芥蒂。

杨广登基之前，与其保持距离，也就罢了。要命的是，在杨广做了皇帝之后，已是桑榆晚景的薛道衡，在向朝廷提交退休报告之后，本来杨广要为他在秘书监安排一个差事。偏偏此时，薛道衡无事生非，竟然给杨广上了一道《高祖文皇帝颂》。

这篇颂辞很长，在《隋书》中，“薛道衡列传”不足八页，这篇颂辞竟然占了将近五个页码。薛道衡对于文帝的赞美可谓不遗余力，歌颂其统一天下，“廓氛雾于区宇，出黎元于涂炭”：赞美其热爱百姓，“忧百姓之未安，惧一物之失所”；称颂其治理国家，“礼教周被，书轨大同。……礼以安上，乐以移风。”（《隋书》，页1409-1412）

今之隋炀帝来自于昨之隋文帝，既包括血缘的遗传，也包括权力的世袭。当着新皇的面，赞美先皇的丰功伟绩与嘉言懿行，这对别的皇帝或许不算什么，但对有篡权嫌疑的杨广却不免尴尬。诸葛亮的《出师表》尊崇先帝，并不意味着赞美刘禅更聪明；薛道衡的《文帝颂》赞美先帝，也并不意味着尊崇杨广更开明。在杨广看来，对前任的以为然，即意味着对继任的不以为然；对前任的肯定，即意味着对继任的否定；对前任的赞美，即意味着对继任的批评。正如《隋书》所载：“帝览之不悦，顾谓苏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于是拜司隶大夫，将置之罪。”（《隋书》，页1413）安排一个小角色，回头再收拾。

《鱼藻》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汉代学者毛亨指出：“鱼藻，刺幽王也。……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894）这不是隋炀帝蓄意找碴。饱读诗书的杨广很敏感地从颂辞中读出了薛道衡的言外之意，那就是薛道衡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通过歌颂先皇的丰功伟绩，隐晦而含蓄地批评当今皇上（即隋炀帝）的德不配位与施政无方。而这则是隋炀帝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此时，薛道衡的好友房彦谦（唐初名臣房玄龄之父）体现了更高的政治敏锐性，他预感到薛道衡即将大祸临头。因此，他劝薛道衡闭门谢客，卑辞下气，总之要低调一点儿。偏偏这个薛道衡执迷不悟。此时，朝廷出台一部法令，久拖不决。薛道衡竟然对众人说：“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隋书》，页1413）不想此话又触及了杨广的心病。高颎虽对政权的建立劳苦功高，只因反对废黜太子杨勇而开罪杨广。没有杨勇的废黜，哪有杨广的上位！而这正是高颎必死的原因。而此时薛道衡竟然为高颎评功摆好，不仅缺乏政治智慧，而且触及政治逆鳞。

果不其然，当薛道衡这话传到杨广耳朵里，杨广十分震怒，立即命令执法机关推勘问罪。薛道衡死到临头，还以为没有什么“大过”，甚至催促司法官快点审理清楚，他还等着皇上对他赦免呢！他根本没想到，皇上竟然要其自杀。薛道衡不想死，朝廷只好派人将其勒死。已是古稀之年的薛道衡，到死也不明白，他似乎与诸葛亮一样在赞美先帝，然而，他与诸葛亮的命运是如此不同，是诸葛亮比薛道衡更幸运，还是杨广比刘禅更混蛋？

在处死薛道衡一案中，司马光补充了一个细节。在收到薛道衡的颂辞之后，隋炀帝尚未决定如何处置薛道衡。任何朝代都有察颜观色、投其所好的官员。当朝重臣裴蕴就是这种人，他当即向杨广进了谗言：“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杨广深表赞同：“公论其逆，妙体本心。”薛道衡也就在劫难逃了。（《资治通鉴》，页5684）这似乎也是一起领袖产生“动议”，却被坏人“利用”的典型案例。

薛道衡之死，从性质上说，算不算一起文字狱？若算文字狱，这与苏东坡的“乌台诗案”不同，与明清年间大大小小的文字狱也不同。后世的文字狱，大多被诬以讪谤朝廷，妄议“当今”的“不臣”或“叛逆”罪名。而薛道衡作为此案的当事人，不但没有诽谤朝廷，诋毁皇上，反而因其不遗余力、变本加厉地歌颂皇帝的父亲——前任皇上——太上皇而罹患的无妄之灾。在一些人眼里，这样的行径，其实是拍马屁。对子谀父，无论如何是一种讨喜的行径。然而，薛道衡竟然拍到马蹄上。

据《隋唐嘉话》载，糊里糊涂的薛道衡，将死之际，隋炀帝亲往刑场“送行”，杨广最后问薛道衡的竟然是这样一句话：“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79年，页2）说起来，也是文字惹得祸。杨广竟然是这样一个文武全才、博古通今而又雄视千古、嫉贤妒能的诗赋大家，你不是要超越或威胁皇帝的水准吗？看你此后再怎么写出“空梁落燕泥”的名句？这条史料虽然写进了《资治通鉴》，但许多人认为，这只是后人附会，不太像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