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手记之一

今年是隋炀帝驾崩1400周年。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是一个争议人物。此人的执政实践，究竟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至今聚讼纷纭。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官方史书比如《隋书》和《资治通鉴》中，隋炀帝的形象基本是负面的。对杨广的记叙与评价，前者较之后者，似乎平和与客观一点。本文没有对史书进行证实或证伪的企图，只是就史书记载写下一些随感而已。

杨广在位14年，如同许多试图青史留名的帝王一样，妄自尊大、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浮夸虚荣，表现的更为突出与典型。他的文治武功，可以粗线条地概括为三句话，即大举兵戈、大兴土木、大肆巡游。正是由于他经年累月的瞎折腾，不仅给百姓生活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也给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混乱。民不聊生与社会混乱，是导致民怨沸腾、民变蠭起的社会基础与前提。于是，各地民众揭竿而起，评书上说，“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就是这样一种局面。在这个重大历史变迁过程中，有人否认唐代隋祚的说法，意思是说，隋末政局早已失控，天下不复为杨广所有，唐朝并非直接推翻隋朝，而是收拾天下乱局的结果。

以隋王朝当时的国力，百姓出现了愤怒与反抗，国家出现了乱局与动荡，只要正视问题，找出原因，对症施治，并非不能挽回。然而，恰恰相反，朝廷上下不仅不肯正视国家与社会的危机，而是相互欺骗，闭目塞听。在上者，陶醉于辉煌与繁荣之中，不愿听闻扫兴与失败的信息；在下者为邀宠固位奉迎谄媚，报喜不报忧，以致野火肆虐、浊流横溢，最终局势失控，不可收拾。抛下首都不顾、躲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的丹阳宫里醉生梦死的这些昏君佞臣，未待各路叛军杀到，就已在宫廷反叛势力的刀下死于非命。

大业十二年（616）五月，杨广也曾询问过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叛乱情况（即“贼情”），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是如何报告的呢——“渐少。”杨广问：“比过去少多少？”如同今天的房价一样，起码要告诉一下“同比下降”或“环比下降”的幅度吧？宇文述竟然极力大事化小——“不能什一。”意思是说，目前的贼情，不及往年的十分之一。（《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页5703）

“纳言”这个职务本来就是向皇上提供参考意见的。身任此职的苏威却躲在柱子后面，杨广把他叫到阶前询问同样的问题，苏威回答说：“我不分管此事，不知到底有多少，只是贼患距京城日益迫近（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渐近）。”杨广问：“什么意思？”秉性耿直的官员，往往掩饰不住话语的锋芒，苏威终于漏出了实话：“过去盗贼只占据长白山（今山东济南东——笔者注），如今已近在汜水（今河南洛阳东——笔者注）。况且往日的租赋丁役现又何在呢？不是都变成盗贼了吗？近来看到的贼情并非实情，因此措置失当，不能及时剿灭。还有，此前在雁门曾经许诺停止征伐辽东（指高丽——笔者注），现在又征发士兵，盗贼怎能平息？”苏威其人，无论出于职责所系，还是出于人性所使，毕竟道出了实情。他指出，过去守法纳税的百姓，也已加入叛军行列。他甚至直接批评朝臣报告贼情不实，以及朝廷的政令失信。对于这样的意见，杨广显然很不受用。（《资治通鉴》，页5703-5704）

当年五月，杨广就征伐高丽事征求苏威意见。苏威想借机让皇帝了解天下贼情的真实情况，他建议说：“现在征辽之事，但愿不要发兵，只要赦免群盗，就可得到几十万人，派他们去东征，这些人因被赦罪而高兴，会竞相立功，高丽就可以被平灭。”苏威这个赦免群盗、使之从军的建议，触怒了杨广的虚荣心。苏威出去后，见风使舵的御史大夫裴蕴对杨广说：“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杨广也忿忿然：“这老猾头，以贼来威胁我（老革多奸，以贼胁我）！”裴蕴揣知了皇帝心意，遂使人诬告苏威。杨广一怒之下，把苏威削职为民。不久，苏威就被裴蕴寻机处死。（《资治通鉴》，页5704）

大业十二年（616），是隋朝政权的多事之秋。全国各地因官逼民反而起义、叛乱风起云涌、警报频传。整天揣摩上意的内史侍郎虞世基，对于杨广“恶闻贼盗”的心态十分清楚，于是，他利用职权，对所有的贼情报告予以扣押或删改，从不据实上报（“世基皆抑损表状，不以实闻”）。他向皇上报告的口径总是：“鼠窃狗盗之徒，郡县官吏搜捕追逐，快要被彻底消灭了。希望陛下不要放在心上！”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的杨广竟然信以为真，对于那些敢于报告叛乱实情者，“或杖其使者，以为妄言（杨广制伏“妄言”的资格更早——笔者注），由是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帝皆弗之知也。”（《资治通鉴》，页5715）当人们的嘴巴被贴上封条之后，也等于堵上了皇上的耳朵！

杨义臣是一名能干的地方官员，击败并收降了河北贼众几十万，他把情况写表上奏炀帝。这显然是一封奏凯捷报。报喜得喜，按说没有什么忌讳。然而，杨广却读出了不同的味道：“我原来没听说盗贼到如此地步，杨义臣降服的贼怎么这样多？”的确，这则破贼捷报，无意中戳穿了长期以来虚假的“盛世”与“繁荣”，何以河北一地叛军竟达数十万，这显然超出了杨广的心理预期。为了继续欺骗下去，虞世基竟然向杨广如此解释：“小窃虽多，未足为虑，义臣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阃外，此最非宜。”他不仅极力缩小河北叛军的规模与危害，并极力贬低此次大捷的意义与作用，反而提醒皇上要警惕杨义臣手握重兵的危险性。杨广居然听信了谗言，他所担心的并非迫在眉睫的叛乱，而是部下的忠诚。他对裴蕴的提醒十分赞许：“卿言是也。”于是，即刻削弱杨义臣的兵权，解散其部队，“贼由是复盛”。（《资治通鉴》，页5715）

应当说，在隋朝覆亡的最后阶段，朝廷不乏清醒而忠诚的官员。他们不顾职务去留与身家性命，毅然上报朝廷，警醒即刻面临的危机。治书侍御史韦云起看到虞世基和裴蕴欺上瞒下的行径后，随即上奏杨广：“虞世基和御史大夫裴蕴负责机密枢要，掌管国家内外大事，现在四方告急，却不上报，盗贼数量如此之多，他们却修改删减表报，陛下听说贼少，也就发兵不多，双方众寡悬殊，征讨不能取胜，官军因此失利，贼党却日益增多。请将二人交付有关部门追究他们的罪过。”大凡国家危难之际，谗佞之徒往往结党营私，甚至成为朝廷内部一股无可挽回的消极势力。果不其然，对于韦云起的忠直建言，本当主持正义的大理卿郑善果，官官相护，狼狈为奸，诬告韦云起“诋訾名臣，所言不实，非毁朝政，妄作威权。”杨广居然听信这样的诬告，随即将韦云起贬为大理司直，置于郑善果的辖治之下。（《资治通鉴》，页5715）

在隋炀帝横死的前一年，叛军包围了东都洛阳。杨广之子、越王杨侗派遣太常丞元善达，穿越叛军控制区，九死一生赶赴江都报告贼情：“李密拥兵百万，包围进逼东都（洛阳），占据了洛口仓，东都城内已经缺粮，如果陛下迅速返回东都，乌合之众就会溃散，否则东都定会陷落。”此时的杨广，大抵出于父子之情，听完报告，不免动容（“因唏嘘呜咽，帝为之改容”）。又是这个虞世基，竟然如此劝解皇上：“越王年少，此辈诳之。若如所言，善达何缘来至！”杨广果然听信谗言，勃然大怒；“善达小人，敢廷辱我！”即刻下旨，令其再度穿越叛军控制区，向东阳催运粮草，不出预料，元善达遂为群盗所杀。“是后人人杜口，莫敢以贼闻”。（《资治通鉴》，页5728）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意味着末日即将来临。

东都洛阳被叛军占领，首都长安更回不去了。此时，整个黄河流域，已是处处烽火，遍地王旗了。更为糟糕的是，杨广的皇位已被李渊废黜，让其13岁的儿子杨侑当了傀儡皇帝，是为隋恭帝。叛军尚未杀到江都，杨广的御林军——骁果军发动了兵变。此时的江都局势，岌岌可危、十万火急。一名宫女向萧皇后报告：“外面人人想造反。”萧后答复：“你去报告皇上吧！” 宫女便告诉了皇上，杨广很生气，认为这不是宫女该过问的事，报告者最终被杨广“斩之”。其后，又有宫女向萧后报告，萧后无奈地说：“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自是无复言者。（《资治通鉴》，页5777）

皇权专制之下，暴君与佞臣如影随形，相伴而生，到底是暴君滋生了佞臣，还是佞臣造就了暴君，不得而知。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已被骁果军挟持的杨广，皇冠落地，还在计较待遇，叛军让其乘马进殿，他竟然“嫌其鞍勒弊”，要求“更易新者”。此时，杨广想起了他的贴心“近臣”，“（虞）世基何在？”答曰：“已枭首矣！”此时，杨广的宠臣虞世基、裴蕴等均已被杀。死到临头的杨广竟然问道：“我何罪至此？”一叛军首领答道：“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杨广可能认为眼前这些人都是身边工作人员，都属既得利益集团，为此，他辩解道：“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另一首领道：“溥天同怨，何止一人！”（《资治通鉴》，页5780）

魏征以《隋书》的编纂史臣的身份，曾对杨广恶闻贼情的施政弊端作出评论：“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页96）大厦将倾，闭目塞听，置若罔闻，只顾追求表面风光与短期繁荣，国家出事就在劫难逃了。《隋书》也对隋炀帝这一恶行作了强调：“区宇之内，盗贼蜂起，……近臣互相掩蔽，隐贼数不以实对。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败亡相继。……黎庶愤怨，天下土崩，至于就擒而犹未之悟也。”（同上书，页95）

这个“肃膺宝历，纂临万邦”的大隋天子，明明知道“非天下奉一人”，却自信地“乃一人主天下”，最终因为一意孤行、罔顾民意，而被人民所唾弃；这个刚愎自用、妄自尊大的暴君，整天佞臣围绕、颂声盈耳，在其治下，怨声载道，饿殍遍野，无数冤魂怨鬼，都被关在九重门外，到死都不明白，他何以落得如此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