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作过统计，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与未成气候的起义政权略去不计，从夏启到清末，中国曾经幸运地浸润过67个盛世王朝，也曾幸运地接受过446位皇帝的英明领导。

中国拥有几千年文明史，原因何在哉？那是由于中国皇帝总是“伟光正”的缘故，无论暴君、淫棍、弱智、呆瓜、孱头、市侩、僧道或婴孩，只要坐上九五丹墀，就一定是“圣主”或“明君”。这样的“拔尖人才”往往是“稀有动物”，于是皇帝们也总是自谦为“孤家”或“寡人”。

（宋徽宗的花鸟画）

《水浒传》中的最高领导人，是北宋帝国的末代皇帝宋徽宗。这位赵官家，他的业余爱好——书法、绘画，可谓一代宗师，但其本职工作，即作为大宋帝国的领导核心，却当得一塌糊涂，他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奉一人，好大喜功，骄奢淫逸，到头来，父子二人被女真金国掳去，在冰天雪地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坐井观天，悲惨而死。北宋王朝毁在他手里，帝国疆土丢失大半，然而，这一切并不影响他的“伟光正”。他在台上被爱卿们尊为“圣上”，在他死后，其谥号竟长达18个汉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

（宋徽宗的瘦金体）

所有拉杆子起事者，都会把现政权贬得一钱不值，只有如此才能赋予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宋江在梁山闹事也奉行同样的逻辑。不过，宋江的闹事旨在“替天行道”而非“改朝换代”，因此在评价皇帝时也就留有余地。宋江指出：“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第七十一回）施耐庵仍觉未能达意，在该书结束时专作“旁白”：“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第一百二十回）这意思很清楚，皇上是“至圣至明”的，他所以“暂时昏昧”，是受了奸臣的蒙蔽。

“文革”初期，“受蒙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话题。当时，虽然有“受蒙蔽无罪”的提法，但是，“受蒙蔽”毕竟不是正面评价更不是高度赞扬，“受蒙蔽者”总不能算是清醒的政治家或者革命者，深究起来，总有头脑简单，意志薄弱，反映迟钝，眼睛不亮，辨识不明的若干贬义。正因如此，“受蒙蔽”一语，谈论普通群众尚可，论及宋徽宗这样的最高领袖就有些不相宜，于是，两处引文都给皇上加上了“至圣至明”的政治前提，意在强调即使“昏昧”也是“暂时”的。何况在当时，尚在烽燧报警，旌木建言，铜匦告密的时代，既无“内部参考”，又无“动态清样”，更无网络信息。从这个意义来看，宋江关于“云开见日”的用语，极见功力。毕竟是当今圣上，虽然太阳暂时会被乌云遮闭，但乌云无法永远遮挡太阳。因此，敬爱的赵佶同志仍是宋江等辈伟大的领导人。

在小说中，关于宋徽宗的受蒙蔽，有两个典型情节，故事都发生在120回本的后50回。先说第一次。宋江急于招安，不择手段，竟然用金银打通东京妓女李师师的关节，利用皇上外出偷情的枕席关系，试图向皇上一诉衷曲。燕青果然等来了面睹天颜的千载良机，居然见到了被称为“道君”的风流皇帝。他向皇上回顾了两次招安均因奸臣作弊而失败的经过，又汇报了童贯、高俅两次进攻梁山均遭惨败的消息：“童枢密引军到来，只两阵，杀得片甲不回。高太尉提督军马，又役天下民夫，修造战船征进，不曾得梁山泊一根折箭；只三阵，杀得手脚无措，军马折其三停，自己亦被活捉上山，……”（第八十一回）皇上听罢，深感意外，感叹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贯回京时奏说：‘军士不服暑热，暂且收兵罢战。’高俅回京奏道：‘病患不能征进，权且罢战回京。’”这一切都说明，皇上的确是“受蒙蔽”。李师师劝慰道：“陛下虽然圣明，身居九重，却被奸臣闭塞贤路，如之奈何？”天子嗟叹不已。由此可见，“至圣至明”的皇上，其见识竟然不如妓女。尽管次日上朝，赵佶斥责这几个奸臣：“都是汝等妒贤嫉能，奸佞之臣，瞒着寡人行事！……都是汝等不才贪佞之臣，枉受朝廷爵禄，坏了国家大事！”（第八十二回）然而，也仅仅止于斥责而已，这些误国奸贼仍然是徽宗陛下的股肱之臣。而且指责的对象仅限于“汝等”，好象与作为皇帝的自己毫无关系。

再说第二回。宋江等人南征方腊，大军凯旋。朝廷论功行赏，幸存的梁山旧部，总算衣锦还乡。按照宋江的说法，此时的皇上大约总算“云开见日”了吧。然而，朝廷的庆功大会刚刚闭幕，朝廷的奖章奖牌刚刚颁发，朝廷的任命通知刚刚下达，在宋江等人高高兴兴到新单位报到之时，却仍然未能逃脱“乌云”罩顶的悲惨结局，宋江、卢俊义、李逵被羼入毒药的御酒毒死，吴用、花荣在宋江坟前上吊殉死。当宋徽宗得知已经迟到的消息后，他在百官面前责骂两个肇事贼臣高俅、杨戬：“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另外两个奸佞蔡京、童贯担心物伤其类，急忙求情：“人之生死，皆由注定。省院未有来文，不敢妄奏。昨夜楚州才有申文到院，臣等正欲启奏。”书中说，上皇终被四贼曲为掩饰，不加其罪。（第一百二十回）

从逻辑上说，“受蒙蔽”总是被动的，因而是无辜者；“蒙蔽者”才是主动的，因而是作恶者。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且不说在实际运行中被动、主动的相互易位，作为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受蒙蔽”往往是心甘情愿的主动选择，而这是人性的弱点决定的。《水浒传》中的高俅，只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虽然会来几下吹弹歌舞、相扑踢球，但缺乏基本的仁义礼智、信行忠良，虽然董药商不喜，苏学士不爱，但他却受到皇亲国戚——王都太尉的青睐，更是受到时为端王、后为皇帝的赵佶的抬爱。就是这样一个破落浮浪、帮闲买笑、无德无行的人物，居然被宋徽宗抬举为北宋王朝高级军事机关的负责人。（第一回）在以上两个事件中，高俅都是首恶。宋徽宗对以高俅为代表的这些欺君罔上的贼臣是如何处理的呢？前者止于斥责，后者未加其罪，朝廷爵禄照享，朝廷权杖照行。这说明，昏君与佞臣原本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如果说宋徽宗受高俅之蒙蔽，在小说中载有明文，那么，蔡京作为“宣和六贼”之首，他对赵佶的影响小说中并无详细记载。徽宗当政期间，蔡京当国四次，长达17年，曾官拜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太师、魏国公，权倾天下。一个平庸守摊，昏庸无能，既无胸襟，又无胆略的太平天子，佞臣的“蒙蔽”极易发挥作用。徽宗受蔡京之蒙蔽，带有主动接受的性质。蔡京当国期间，兴花石纲，建延福宫，筑万岁山，极力满足徽宗皇帝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之私欲。《宋史》载：“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曹操）、马（司马昭）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疏斥正士，狎近奸谀”，几乎是专制统治者之通病。宋徽宗既不是晋惠帝司马衷式的白痴，也不是东吴末帝孙皓似的暴君，蔡京是如何蒙蔽宋徽宗的呢？“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上有骄奢淫逸之君，下有投其所好之臣，这样的政权不亡，真是天理不容！正如元人脱脱在《徽宗本纪》之后写下的感叹：“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当权者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天祥正照“风月宝鉴”，喜欢赏心悦目，颂歌盈耳，喜鹊报喜的，如过江之鲫；喜欢暴露问题，批评错误，乌鸦报忧的，却寥寥无几。英明如唐太宗，魏征的劝谏批评、建议提醒，虽然于国有益，毕竟心里不受用，李世民能够虚怀若谷，才有“贞观之治”。高明如清乾隆，刘墉与和珅，或直或佞，或喜或忧，兼收并蓄，各尽其用，却为后“康乾盛世”留下了隐忧。历代统治者更多的是喜欢报喜，欢迎报喜，欣赏报喜，奖励报喜；更多的是不喜报忧，害怕报忧，拒斥报忧，惩罚报忧，这就为自己的“受蒙蔽”提供了思想与心理基础。当权者正是在这种乐悠悠、色迷迷、暖洋洋、软绵绵中“受蒙蔽”的。被动的“受蒙蔽”尚且如此可怕，而主动的“受蒙蔽”，如同鸦片的吸食者，虽知最终有害，至少享受一时，以致至死不悟。

宋徽宗将自己的“受蒙蔽”归因于蔡京、高俅、童贯、杨戬等人，此之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至少在北宋末年，报喜不报忧已经成为社会公害。书中的宿太尉，在宋江眼里，是朝廷的清官，梁山的贵人。然而，他向宋江出借金铃吊挂之后，由此导致的华州失陷，太守被杀，军民死伤的重大事件，他是如何向朝廷报告的呢？宋江人马刚刚撤离，他“便叫本州推官动文书申达中书省起奏，都做‘宋江先在途中劫了御香、吊挂，因此赚知府到庙，杀害性命’。”（第五十九回）罪在贼寇，本官无责，这与今天的每逢灾厄，都是“百年未遇”，是同一路数。呼延灼率兵围剿梁山泊，他是如何对待战争胜负的呢？呼延灼初战告捷，随即差人前去京师报喜。当使臣问到被梁山俘虏的彭玘将军时，呼延灼道：“为因贪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第五十五回）不问时不说，问到时辩解，这与曾国藩的“屡败屡战”有何区别？

当权者的主动“受蒙蔽”，与下属扮演主动的“蒙蔽者”，上下互动，各为其利，这样的联姻是可怕的。整个社会充满了瞒骗编辩、捂盖遮掩、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痈疽在焉，视而不见，病入膏肓，为时已晚！宋徽宗对于蒙蔽他的蔡京等人始终未作处理，直到皇帝换班才将蔡京查办。宣和六贼的倒台，不仅伴随着宣和时代的结束，而且伴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宋徽宗的“受蒙蔽”，代价实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