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针对一个动漫女孩的文化评论

近些年很少看电视了，偶尔看看动物世界之类的纪录片。不过，不关注电视画面，不等于不会受到电视画面的冲击。

不知多少次了，电视上一个穿着红棉袄、胖乎乎的小女孩，刚从梦中醒来，就蹦蹦跳跳、念念有词，“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由于一些媒体经常出现一些无视逻辑、悖离常识的灌输与宣传，前者比如“落后就要挨打”，后者比如“大河无水小河干”，对于这则小孩子说梦话的电视广告，本来没有留意。后来听说这个广告在所有电视频道反复播出，甚至承担着重要使命，按照谎言重复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的规律，不由的对这广告词产生了警惕。

“有国才有家”，从字面理解，首先体现为一种顺序或先后关系，那就是国在前，家在后；先有国，后有家。然而，这却是背离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且不说在考古科学与人类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就是古人也知道这是基本常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城邦（古希腊早期国家形态）“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页8）

我国思想家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来岁，大体属于同代人，他认为，“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本与末，原义是指树根与树梢。按照孟子的意思，国的根源是家；而不能说，家的根源是国。“有国才有家”的说法，无疑在渲染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的荒唐逻辑。儒家的《大学》为士大夫规定了“修齐治平”的重大使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中庸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页4）线索很清楚，家是先于国的，而不能按照“有国才有家”的路数，将其改为“欲齐其家者，先治其国”，或者“国治而后家齐”。由此可见，“有国才有家”的宣传口号，首先从根本上背离了我国的传统文化。

在我们这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度里，有必要考察一下经典作家的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比《共产党宣言》还早两年。正是这部著作创制了唯物史观。两位作者如此为家庭定义：“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页）恩格斯则在另一部著作中详细分析了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家庭类型，即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家庭，他明确指出，“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72）家庭作为氏族的构成部分，与此前的人类文明各个发展阶段相始终，而国家的出现，则是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氏族社会解体之后的事情。“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分工的扩大，氏族内部产生了不同的利益人群，于是，氏族制度“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同上书，页166-167）即使按照似乎过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只能说“有家才有国”，而不能说“有国才有家”。由此可见，这种急功近利的宣传口号，也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按照“有国才有家”的逻辑，势必产生“无国则无家”的逆定理。然而，无论“有国才有家”，还是“无国则无家”，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即使从中古算起，中国也曾遭遇两次亡国悲剧。一次是蒙元（蒙古人）灭宋（南宋）。大宋帝国经济繁荣、商业发达。这意味着千千万万家庭身后站着一个繁荣富庶的祖国。十三世纪晚期，在蒙古铁骑的踩踏之下，延续300多年的大宋帝国灭亡了。兵荒马乱之中，千千万万的家庭却没有得到国家的保护，“有国才有家”从何说起？ “崖山之后无中国”，“无国则无家”，这些家庭是否也与大宋江山一同玉石俱焚了呢？史实并非如此。惨遭蹂躏、侥幸残存的赵宋臣民及其家庭在蒙古侵略者治下虽然苟延残喘，并未灰飞烟灭。另一次是满清（通古斯人）灭明。大明帝国是在驱逐蒙古侵略者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个政权持续了200多年。大明帝国的官员终于恢复了汉官威仪与汉家衣冠。大明帝国定鼎之初，同样存在着千千万万的家庭，然而，这些家庭并非大明帝国的产物，而是蒙元帝国的遗民，因此“有国才有家”原本就是荒谬的。十七世纪中叶，彪悍的通古斯旗兵首先占领了大明首都，在不长时间内，大明江山全部成为满清贵族的沦陷区。“无国则无家”，那么，大明帝国治下的千千万万的家庭是否随着大明帝国的覆灭而土崩瓦解或同归于尽了？史实并非这样，尽管大明帝国的臣民被迫易服剃发，脑后留下一条猪尾巴，然而生活还得继续。从这些历史事实来看，无论“有国才有家”还是“无国则无家”，既不符合逻辑，也不合于史实。

我国没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邦民主或共和的历史，充斥于史的只有专制主义的王权与君权。在古来的传统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已经掌控国家公器的人物，往往把国家作为他们祖宗创立的“家业”，并把土地和臣民视为他们的家产。儒家代表人物韩愈在《原道》中曾对人类之初的情况作过描述：“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在韩愈笔下，不由分说、不加区别地把所有掌握国柄的帝王们美化为“圣人”和“君、师”，然后系统性地为其评功摆好——“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2663）如此看来，“衣食住行”是帝王对臣民的仁慈关爱、“工商医药”是帝王对臣民的手把口传、“祭祀礼乐”是帝王对臣民的教化训练、“政教刑罚”是帝王对臣民的耳提面命。臣民的生命尚且由其赐予，臣民的家庭当然也由其创制。在这种情况下，不光“有国才有家”，而且不知何时，这“国”竟然慑手慑脚、偷偷摸摸地变成一个“大家庭”——“国家”。“国”既然是放大了的“家”，国君也就成了特大号的“家长”。于是，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上，帝王才会如此亲切地把百姓呼为“子民”，而百姓才会如此深情地讴歌“父母官”。

“有国才有家”，既然隐含着“先国后家”的逻辑，在治国理政问题上，历代帝王们贯彻的正是这一原则。即使在上古时期，就有人看到了“先国后家”的危害性。《吕氏春秋》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卫嗣君为积聚粮食而课征重税，以致百姓惶惶不安。卫嗣君对薄疑说：“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将以为民也。其自藏之与在于上，奚择？”薄疑说：“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弗知”义为“得不到”）。在卫嗣君看来，国家征税是为了百姓。百姓的劳动成果储藏在家里与储藏在国库，不都一样吗？这些愚民竟然不明白如此明白的道理。然而，他的思维却不肯再深入一层，既然“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没有区别，为什么国家还要“重税以聚粟”？（《吕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页598）这则故事，正是“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这一千古争议的嚆矢。历史长河的石头都可以作证，国库里的财富虽然来自于民，往往并非用之于民。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更为深刻，他指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页191）这种“民富”才能“国强”的思路，说明他不仅不赞成“有国才有家”，且已体认到“有家才有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富民穷”的政治风险：“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同上书，页193）“国蹶”即国家衰败之义。更其难得的是，他眼中的“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同上书，页191），正是今人熟知的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官员臃肿、无度挥霍，而这正是导致“国蹶”的直接原因。古人的智慧令人叹为观止！

在此问题上，外国人的认识要比荀子晚了一千多年。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国家先以臣民贫困潦倒作代价而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而后实现自己的富裕呢？”他的结论是：“如果国家把自己的财富与个人的财富调节到一种适当的比例的话，那么个人的富裕将会很快推动国家的富强。”（《论法的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250）孟德斯鸠这个正确的论点有个逻辑漏洞，国家“自己的财产”其实是不存在的。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国家控制的财富不过是百姓上缴的民脂民膏而已。

蹦蹦跳跳、矮矮胖胖的一个动漫女孩，本来不应成为历史与文化的评论对象。只因其作为一种宣传媒介，传导的是一种久远而深刻的思想。“有国才有家”，几乎是1949年建政后长期坚持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长期实行的先积累后消费，先治坡后治窝，先集体后个人，先大家后小家，以致一度出现了“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在我们这个叫做“拆哪”（CHINA）的国家里，一度频繁发生以国家名义非法对公民合法家宅实行血火强拆。在“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的世界法治史上，为了美化如此恶劣的行径，竟有官员声称，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而这正是对于“有国才有家”这一荒谬口号的形象诠释。

附：微信圈朋友对此广告的评论：

电视上经常出现这样的画面：一个动画“宣传”片里，小女孩娓娓道来：“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很多人会频频点头！这，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下面的几个类似的语句，你还认为是对的，恭喜你！你已达到脑残最高境界！

墙是千万砖，有墙才有砖。

江是千万水，有江才有水。

饭是千万米，有饭才有米。

林是千万树，有林才有树。

什么叫逻辑错误？这最典型！

洗脑，让人忘记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