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座次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官场行为，无论开会、照相，还是就餐，官员姓名印上席签，按序摆放，孰先孰后，马虎不得。我曾在某省级机关干过几年秘书长，对于此道，略知一二。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水泊梁山也热衷排座次。

或曰排座次既是官场行径，强盗为何也热衷此事？这说明二者存在相通性。比宋江晚几年的郑广，近似梁山，是为海盗，如同宋江，也受招安，他曾赋诗曰：“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晋江县志·海防志》）官亦盗，盗亦官，此例一也。梁山群盗之所以频繁排座次，盖其虽游离于赵宋王朝之统治，却无法摆脱中国宗法社会之濡染。水浒社会作为宋徽宗治理半径之外的“土围子”，梁山群盗却自以为如同梁山政府，如同山寨朝廷，怎能没有大小尊卑，怎能没有统治秩序？

在中国的官场行为中，有一套不成文的学问——“座次学”，其中堂奥，局外人很难想像。比如这先后、上下、高低次序，摆在桌面的说法冠冕堂皇，德望、贡献、水平等等，然而，这些毕竟不便折算与衡量，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采用职务、资历、年龄这类显而易见的硬指标。需要说明的是，只有傻瓜才会把高官大员按照资历、年龄论高低，官大一级压死人，只有职务才是排座次的唯一标准。据考证，目前流行于官场的“一把手”称谓，起源即为水浒寨的排座次。由此可见，这种源于盗匪、流行官场的行为哲学，并非现代政治之范畴，倒是体现了典型的绿林规矩与盗匪习气。

本文标题为《水浒寨如何排座次》，顾名思义，晁盖等七人在东溪村密谋作案、劫持生辰纲时的排座次不在此列，不仅因为他们更像黑社会拜把子，而是他们的行为与梁山尚无关系。其实，仅在梁山水泊之内，这种排座次就有四次之多。

第一次是林冲上山之后。此时的寨主是梁山第一代领导核心——白衣秀士王伦。一个酸秀才，带着杜迁、宋万、朱贵三个小混混，如此格局、如此实力，根本成不了气候。林冲的上梁山，使得王伦的胸襟狭隘、气量窄小的德性暴露无遗。由于柴进的介绍信，王伦不得不接受林冲入伙，但以其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身份与武艺，王伦这个武大郎开店式的寨主，却一直芒刺在背、骨鲠在喉。梁山总共五名头领，他竟然把林冲排在宋万之后、朱贵之前，名列第四（第十一回）。王伦的排座次，既无德才标准，也无先后次序，在品行上，体现的是嫉贤妒能；在政策上，体现的是关门主义。这样的政策，当然谈不上公平，客观上却为后来的火并埋下了祸根。

第二次是晁盖等七人上山之后。晁盖、吴用等七人因劫持生辰纲遭官军追捕逃上梁山。王伦继续坚持关门主义，拒绝晁盖等人入伙而引发火并。王伦死后，晁盖、林冲等11人重新排定座次。这次排座次，是林冲提名，众人协调的结果，兼顾了威望与能力，总体上体现了“民主”、透明与公正。林冲提议晁盖为山寨之主，是因为晁盖在劫持生辰纲、抵抗官军围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林冲提议吴学究、公孙胜二人排名在本人之前，则体现了林冲等人对于知识分子与智慧的敬服与尊重。（第十九回）林冲虽然仍排名第四，但其地位与王伦时期已根本不同。此番排座次，由于其公正性与合理性，不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奠定了晁盖作为梁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地位，同时也保证了梁山内部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为后来粉碎官军进剿，壮大自身力量，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三次是宋江上山之后。宋江因题写反诗，被押赴江州法场，命在旦夕。晁盖等人长途奔袭，救出宋江，上了梁山。此次随同宋江上山的人数众多，客观上壮大了梁山的实力基础。宋江一干人马上山，免不了要重新排座次。但此番有所不同，宋江充分展示了“长成亦有权谋”的一面。晁盖因宋江曾对劫持生辰纲的“七星”有救命之恩，故而礼让宋江做山寨之主。其实，即使是有曾经的通风报信，但却已有今次的长途救援。因此，晁盖的让贤只是老实人的客气之举。也许是初来乍到，立足未稳，宋江免不了作出谦让之势，只是这谦让有着太多假心假意、假模假式的味道，既不讲先来后到，也不讲贡献大小，只以一句“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于是，高风亮节、心安理得地坐了第二位。接下来的发展却不可理喻。宋江作为山寨的新成员，却如卫国新妇，不仅不合时宜，而且目无寨主，竟然对众人发号施令：“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头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第四十回）宋江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是树立权威。宋江不顾晁盖才是山寨之主，不顾梁山原有规章制度，一句“休分功劳高下”，否定了晁盖一直奉行的治理秩序。插手人事是树立权威的主渠道，宋江深谙此道。决定部属之地位，决定下级之赏罚，才能在山寨立威。正因如此，宋江才作出“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的长远安排。正如金圣叹先生所说：“宋江上梁山后，毅然更张旧法，别出自己新裁，暗压众人，明欺晁盖，甚是咄咄逼人。”此可谓架空晁盖之始。其次是结党营私。按照宋江指令分开就座的结果，左边主位只有9人，右边客位竟有27人。分开就座显得宋江集团人多势众、实力雄厚，更显得晁盖集团兵微将寡，势单力薄。金先生不禁感叹道：“大才调人，做大事业，只是一着两着，譬如高手弈棋，只在一着两着也。”宋江此番排座次，打破了晁盖执政以来的既定政策，威望、能力、贡献、资历一概不加考虑。推翻旧制，另立新规，并不等于与时俱进。这里没有公平与合理，只有权谋与诡计。即使在程序上，也与林冲排座次无法相比。宋江式的排座次，缺少了协商的民主性，缺少了条件的公正性，缺少了程序的正当性。从此，梁山这个相对单纯的兄弟团伙，逐步演变成为相对复杂的权谋控制，目的在于为他日后推行招安政策铺平道路。

第四次是天罡地煞的大团聚。宋江经过多年经营，特别在晁盖去世之后，已经确立了梁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政治地位。他不仅控制了梁山的既有势力，而且通过招降纳叛还笼络了一批朝廷叛军，从而改变了梁山人员的队伍结构。干部队伍快速膨胀之后，排座次已是当务之急。这次排座次，威望、能力、贡献、资历这些条件不再提起，提议、协商、谦让、决断这些程序也消弥于无形，排座次变成了一次真正的黑箱作业。又是罗天大醮，又是公孙作法，又是天火石碣，又是蝌蚪天书，梁山108将，天罡36，地煞72，是由上天事先确定的，于是，宋江煞有介事地说：“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第七十回）对于宋江这套伎俩，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容与堂本批评道：“梁山泊如李逵、武松、鲁智深那一班，都是莽男子汉，不以鬼神之事愚弄他，如何得他死心搭地。妙哉！吴用石碣天文之计，真是神出鬼没，不由他众人不同心一意也。或问：何以见得是吴用之计？曰：眼见得萧让任书，金大坚任刻，做成一碣，埋之地下，公孙胜作法，掘将起来，以愚他众人。”此番排座次，以神秘代替了公开，以神坛代替了论坛，以神主代替了民主，以神意代替了民意，不仅没有了条件，而且失去了程序。这样一个结果，实际上是借助天意摆平各方、平衡矛盾的必然结局。水浒寨中，山头林立，帮派丛生，虽然作者未曾着墨，就在本书上一回，只就招安一事，梁山诸人已经聚讼纷纭、四分五裂。如何保障宋江的绝对权威，如何维护梁山表面和谐的局面，正是这场魔术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书中所说，被天书蒙在鼓里的众人皆道：“天地之意，理数所定，谁敢违拗！”不过，“捣鬼有术，也有用，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宋江的捣鬼也许是个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