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1992年初春，年近九十的邓小平，以其深厚的历史感与强烈的使命感，耄耋之年发表南方谈话，又一次启动了古老中国这列庞大而又蹒跚的改革列车。

谈话明确了改革目标——“市场经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谈话明确了判断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谈话明确了政治保证，“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接着召开十四大、修改宪法、绘制蓝图。改革的航船终于驶出狭窄的港湾，进入浩瀚的大洋。

改革开放体现在不同领域。国有企业则是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在这一问题上，已被邓小平制止了的姓“社”姓“资”的争论，改头换面又出现了——姓“公”还是姓“私”的喧嚣。

我省领国有企业改革风气之先。1990年代最初的那几年，“诸城现象”、“陈卖光”已在全国激起层层涟漪。1994年，我当时是省总政研室副主任。由于学过一些经济学，当时已经隐约感到诸城改革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于是根据当时的报道撰写了一篇论文——《从公有制到共有制》，发表在中国工会学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前身）的学报（《工会理论与实践》）上。当时，对诸城的改制形式如何命名，的确不明所以，我在文章中采用了最简单的思维方式，实行类别排除——它与国有企业不同，它与股份制不同，它与个体经济不同，一一列举。最后，只好求助《资本论》中一段论述，“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69）将其命名为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共有制”。不过，这样的论述，都是从文字到文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朱镕基总理考察诸城）

坚定了我决心到诸城调研的是这样两件事。1996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诸城视察，他对诸城的指示是“方向正确”、“允许继续试验”。这说明，中央对诸城改革不仅未予否定，而且体现了相当的重视与支持。当年4月，我与省总分管领导到河南郑州参加一个主要由全国工会系统部分离退休人员组成的某家机构的关于民主选举厂长的研讨会。在会上，亲眼看到一些人围攻国家体改委的与会者。那位处长的意见重复的不过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参加这个会议，山东省总还被赋予一项任务，那就是承接这家机构下一次会议（在日照举办）。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多次听到诸城改革是搞“私有化”的指责，越是这样，越想到诸城去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深入企业调查研究，是省总政研室最基本的职责。我把有关想法向省总领导报告后，得到了肯定与支持，特别是刘洪仁主席（时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总工会主席），他认为这是一个好课题，要求我们真正深入下去，了解真实情况。行前拟定了调研提纲，印制了调查问卷，我与政研室一位同事很快到达诸城市总。

1996年7月下旬，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赛事正酣，调研期间根本没有时间观看奥运转播，在近10天的时间里，我们调查走访了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8家企业。听取企业负责人介绍情况，与职工代表进行座谈，参观生产车间与生产线。说实话，在诸城调研的这些天，只下过一场小雨，标题上的“风雨兼程”并非确指的自然气象。在这酷暑季节里，诸城市的小企业，会议室大多没空调，每天汗流浃背；没有电脑，全靠耳闻目睹，手写笔记，尽管如此，仍然感到收获颇丰，并触发了新的思考。

据介绍，当地一家300人的国有企业，曾就“主人翁意识”作过一次调查，以“看见有人偷厂里财产你会怎么办”为题，要求全体职工答卷。回答“装作看不见”的220人，回答“他偷我也偷”的67人，回答“与他作斗争”的13人。问卷结果揭示的是，产权不明往往导致主人翁责任意识的缺失。正如一位经理所说，“过去说工人是主人翁，许多职工从不把自己当主人。干纺织的家里不缺纱，干印刷的不缺纸，干机械的不缺小工具。现在想想很可笑，主人哪有偷自家东西的？”诸城改革的方式并非外人所谓的“卖光”，而是因企制宜，采取了承包、出售、债务重组、股份制、转制、破产等多种形式。改革的效果是明显的，诸城改制后，一些企业出现了令人感动的事例，如“微机风波”、“公斤变克”、“厕所经济学”等等，有的企业甚至发生了股东罢免董事长的事件。

这次调研的最后环节，我们与诸城市经贸委与国资委负责同志就企业效益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座谈。就在调研结束之际，山东省总与潍坊市总两位领导来诸城调研。调研时我的笔记很乱，来不及整理。利用这个机会，我还是向省、市、县三级工会就了解的情况作了汇报，得到了三级工会领导的肯定与认可。由于时间安排过于紧凑，竟然没有时间在诸城参观游览，只在调研行将结束前，参观了一下发掘不久、轰动全国的鸭嘴龙化石。此时，这具庞大的恐龙化石临时放置在一个俱乐部的前厅里。

调研结束后，材料未及汇总与整理，9月份，按照工作安排，我到中国工会学院去参加研究室主任研修班。这其实是一次高层次的培训，会议邀请的主讲人，不仅有北京各高校的资深经济学教授，而且有国家部委的在职领导，其中有国家计委的郑新立、国家体改委的宋晓梧、国家经贸委的蒋黔贵、国务院研究室的卢中原等人。学员们都是各省工会研究室的负责人，对于改革和发展都有自己的理解与判断，因此，听课也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与选择性。很显然，身处改革开放第一线的部委领导们的授课更受欢迎。

一天下午，时任国家经贸委副秘书长的蒋黔贵同志临时有事不能到会讲课。李永海同志（全总书记处书记、研究室主任）是我的老领导，他在主持会议时说，“蒋黔贵同志有事到不了，今天下午的时间给立志。立志刚从诸城调查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诸城的改革情况。”李书记是临时起议，而我不仅没有准备，调研材料也没带。我只好根据当时的记忆与思考，向各省的研究室主任作了近两个小时的介绍。在交流阶段，大家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多数同志认为诸城改革是一种企业制度的创新，但也有两个省的主任对诸城改革提出质疑，有的批评诸城改革是变卖国有资产，有的指责诸城是搞私有化，也有的说诸城的做法背离了按劳分配原则，等等。因为是研讨，我也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与对方进行切磋与讨论。在这一点上，李永海的态度是开明的，只作介绍、讨论，不做结论。若干年后，来自西北两省的两位同行和老朋友，在一次全国工会研究室主任会议上，向我索要当年诸城改革的调研报告，说他们那里也遇到了类似的改革课题。

从北京回来后，即着手整理在诸城的调研材料。应当指出的是，北京这次培训对我深化对诸城改革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启发。此时，我刚学会微机打字，老式的WPS,许多功能不会用，英文字母GDP只会打成gdp。尽管如此，微机对我形成三个材料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三个材料是，一篇调查报告——《来自恐龙故乡的报告——诸城市国有小型企业改革的调查与思考》；一篇经济论文——《论股份合作制——关于一种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解析》；一篇报告文学——《恐龙的新生》。其中，这两篇调查报告与经济论文都是作为全总书记处的调研课题通过了初评，并先后获得全国工会理论政策研究论文一等奖。据当时与会的同事回来讲，有人在会上说，“股份合作制”在当时还是新事物，这篇经济论文是当时国内第一篇系统论述“股份合作制”这种新生经济形式的理论成果。

这篇调查报告，全文分五章二十七节，26000字。报告打破惯例，专设一章讨论诸城改革涉及的理论问题。这篇调查报告是1997年春节后在深圳宝安举行的全国工会系统的理论研讨会上评选获奖的。当时，全总一位领导认为，此报告体现了工会组织在企业改革中的立场与观点，建议我呈交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听从这一建议，当时就将这篇调查报告报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并寄送潍坊市委。1997年末，潍坊市委书记齐乃贵同志到任省总主席。第一次见面，他就说起，“你写的报告我看过。”当时我并不知道，齐乃贵本人正是诸城改革的推动者与支持者。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明确肯定了发源于我省的“抓大放小”和“股份合作制”。报告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报告中这三处重要表述似乎是专门针对诸城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制定的；特别是前两条，几乎是对诸城改革形式精确的政治抽象与理论概括。中央大政方针已定，按说姓“公”姓“私”的争论应该平息了，其实不然，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后不久，省总政研室收到了北京那家机构寄来的一大包材料，打开一看，标题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署名“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从其他渠道得知，这就是当时国内一些极‘左’势力炮制的四个“万言书”之一。这个材料从谋篇布局到精神实质，都是抵制和反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党和国家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根本方针与政策的。当时，我担任政研室主任不久，就给部门的同志交待，这包材料扣下，不要往下发。

那篇报告文学完成后，曾投寄《中国工人》杂志社。当时是这样考虑的，该杂志曾经分两期刊发过我的长篇报告文学——《啊，主人翁》，对他们的选稿原则比较熟悉。没想到，此文不但没有刊出，反而落到别有用心的人手里。1997年9月17日，我在办公室收到一封信，从信封到称呼，都是给我个人的，这显然是一封私人信件。然而，落款却是一枚鲜红的印章，落款的印章又是北京那家机构。信中对我充满了指责与不满。这封信所指责的，显然是我那篇报告文学。那篇文章确有这样一段文字：“1996年炎夏，在黄海海滨召开了一次听起来似乎‘忧国忧民’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又冒出了一股与党的十四大精神甚不协调的气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在郑州春季会议上公开指责诸城改革之后，于是年8月移师日照。对于近在咫尺的诸城市，有人劝他们‘辛苦’一下臀下的高级轿车，到现场去看一看，以便对诸城的‘私有化倾向’‘眼见为实’。然而，却是‘婉拒’。是不愿去，不屑去，不敢去，还是什么？当然，指责仍在继续。”然而，个人如何答复这样一封公函呢？毕竟它不是法院的传票。

他们似乎并未死心。1997年冬，省总分管领导与政研室两名同志到井冈山参加全总统计会议。回来后，这位领导告诉我，北京那家机构专门去人找山东省总告状，说我不仅批评他们的工作，甚至指责我对诸城改革的看法是鼓动私有化。好在省总分管领导比较了解国家的改革政策，对我本人的思想观点也很清楚，同时他也认为这些人思想僵化、观念保守，他们的看法没有道理，就对他们敷衍了之。据北京的朋友透露，不久后，有关领导对这家机构的职能进行了调整，他们将主要研究整理工运史料，不再插手与介入基层企业的改制问题。

那篇报告文学在北京没有找到发表机会，后来《济南日报》“周末版”以一个头版予以发表。文章发表前，报社要求配照片。由于这篇文章整体上以诸城改革为背景，只好求助陈光。在我进行诸城调研一年之后，诸城市委书记陈光此时已升任菏泽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陈光同志在电话中强调，文章要多反映改革，少写他个人。并为我提供了诸城市委宣传部的电话。文章发表时，已经脱离了诸城改革的敏感期，股份合作制，甚至“陈卖光”，也已被社会和公众赋予了正面的、积极的、改革的意义。

勇立潮头的改革者，作为我国传统体制中率先“吃螃蟹”的群体，客观上，他们带领了改革的深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个群体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