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平）与伍子胥（员），同样是楚国人，同样为昏君佞臣所害，结局是如此不同，一个行吟泽畔，投江而死，一个助吴败楚，鞭尸复仇；一个是龙舟香粽，万众追思，一个香火稀疏，千秋冷落。前些年端午节，我填了一首《苏武慢》，以表达积郁和不解，其中有句：“泽畔行吟，汨罗投水，单剩九章追念。唯申胥义勇，协吴伐楚，莠兰明辨。……亡楚空悲，灭吴成谶，圣主永光金殿。”

客观地说，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并不是一个昧于文赋的书呆子，《史记》称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且“博闻强志（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应当不乏从政之具。屈原政治上的挫败，缘于两起事件，一起是被动的，屈原受命起草宪令，上官大夫靳尚妒而进谗，昏愦的楚怀王竟怒而疏之。一起是主动的，秦楚通婚，欲举行峰会，屈原提醒楚王，秦国是“虎狼之地”，不可轻入，得罪了令尹子兰，被顷襄王放逐于江南。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正值秦一统中国的前夜，贵族出身的屈原，忠君之志可嘉，爱国之情可疑。在《史记》中其事迹十分有限，一是劝楚王杀张仪，一是谏楚王毋入秦。除此之外，史书留下的多是其作品介绍。

从今天的观点看，屈原的爱国主义确有可议之处。古代中国尚无现代国家之观念，有的只是概念模糊的“华夏”“禹境”“九州”“中土”“天下”之称谓。分封制下，虽然也是列国林立，然而，斯时之“國”，义近“区域”，不过王侯之封地。因此，屈原所爱，不过“家国”、“君国”而已。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君国不分”、“君国一体”的“国家观”，梁启超先生曾一语道破其实质，“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在那种情况下，爱国即为爱君，爱君就是爱国，屈原念念不忘“存君兴国”，将国家前途、社稷命运系于楚怀王一人之身，君在则国在，君亡则国亡。对于这样一个忠奸不分，刚愎自用，以致“兵挫地削，亡其六郡”的庸主，竟然充满无尽的肓爱与愚忠。在“君国”危亡之秋，屈原虽遭流放，并不意味着他不能采取行动以救亡图存，然而，他却一味孤芳自赏，牢骚满腹，无所作为，楚王被骗入秦，客死敌国，他竟心灰意冷，投江自尽。在冗长艰涩的《离骚》中，充满了絮絮叨叨，琐琐碎碎的自恋与牢骚，“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只把自己当作“幽兰”、“申椒”，却把他人当作“萧艾”与“粪壤”。离骚者，牢骚也。太史公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怨自何来呢？“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一旦牢骚达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这爱国也就可疑了。对屈原“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行为，太史公也不认同,“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同样是楚国人，春秋时的伍子胥（？-前484年），比屈原早二百多年，但在政治上，则是另一种类型。楚平王宠信奸佞，暴淫无道，弃子夺妻，惨害臣僚。历代圣贤告诉人们，对于此种情况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逃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移民去也！更何况大难临头？一是除掉。在圣人的逻辑中，除掉暴君并不等于反叛，“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这点上，伍员比屈原明智，在楚平王的白色恐怖之下，他投宋、奔郑、事吴，协助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终于崛起。有学者称，伍子胥的政治生涯，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复仇。这样的概括显然不够客观与理性。据《史记》载，伍子胥攻破郢都，“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接下来，只有“然后已”三字，并不似《东周列国志》所渲染，“郢都城中，几近兽群而禽聚矣”。为报父仇，鞭尸三百，有些过分，司马迁这样认为，“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

伍子胥的出走，对其母国——楚国而言，当然谈不上什么爱国。当母国也只是“君国”且国君暴虐无道之际，一般地提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没有意义，顾炎武是将“亡国”与“亡天下”分开论述的，明确指出，“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耳。”（《日知录·正始》）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伍子胥的时代，不仅“春秋无义战”，而且“春秋无义国”。“家国”、“君国”，林林总总，都不过是野心家的“猎物”，懦弱者的“口食”。于是就有了连续数百年的合纵连横，尔虞我诈，文争武斗，掠夺攻伐，以致于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将“国家”与“国民”两个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如此之国，爱之何益？

“君国”、“家国”之不堪，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某些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正面作用。伍子胥没留下什么诗赋，其军事著作也已散佚。然而，他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成就，向为后人所景仰。伍子胥不同于朝秦暮楚，纵横捭阖的战国政客，反而对其所在国倾注了全部挚爱与智慧。他以其居安思危、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深刻洞察来自越国的潜在危机。惜乎夫差听信谗言，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残害忠良，曾为吴国强盛作出巨大贡献的伍子胥，竟被夫差赐死。他留下“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之遗言，触怒吴王，其尸被抛入江中，不想，竟一语成谶，不过十年，越军灭吴。

　　我无意介入江浙、两湖关于端午节的争端，江浙一带为纪念伍子胥，供奉“涛神”与“伍君”，每年五月五日也是龙舟艟艟，端午竞渡，据说同样有史可征。文化上多元并包应是常态，这是否应视为我国端午节文化之一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