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眼里，杂文是“问题文体”、杂文家是“问题分子”，习惯于挑刺，热衷于找茬，满眼都是问题、都是阴暗面。有人“深刻”地批评，写杂文是“只提问题，不给答案”；有人“宽厚”地劝谕，杂文家不能老讲问题，重要的是建议。

杂文家是“问题分子”，其实还有不少类似的分子，比如“问题少年”、“问题学生”、“问题员工”、“问题人物”。总之，冠之以“问题”二字的大都不是“正能量”（正能量是一个无视能量不分正负的物理学常识、蓄意臆造的、用来褒贬事物的人造名词，其反面称为“负能量”）。这些事物、过程与人物，一旦与“问题”有染，立马变得政治不正确，变得不可靠，甚至变得错误或邪恶。

要消除“问题”的负面影响，按照一些人的逻辑，必须找出一些使之服膺的权威言论来解决问题，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即此之义。

什么是问题？

马克思有一段名言：“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0卷，页289-290）毛泽东也曾说过：“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页796）习近平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由马克思、毛泽东对问题的定义，到习近平强调的“问题意识”，这意味着，我党的意识形态并不回避和排斥问题。就现实而言，一些领导者的确不愿讲问题，这在一些官僚机构的文牍中体现的最为典型。每到总结工作，讲成绩总是洋洋洒洒，说问题总是支支吾吾。在一些人看来，问题不单单是马克思、毛泽东定义的呼声与矛盾，而是弊端、污点与错误。由于这些问题有可能影响本单位或本人的荣誉与升迁，于是文过饰非、淡化问题，甚至将一切谈论问题的言论视为禁区。

如此看待问题，真是小看了问题。马克思讲的是“时代的呼声”，毛泽东说的是“事物的矛盾”，习近平的“问题意识”，所指的也是“重大问题”、“关键问题”，都是深刻而宏大的命题。时代的进步，事物的发展，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不间断的过程。

马克思那句名言出自《集权问题》，此文并非讨论集权的专论，看来集权的确容易出问题。马克思明确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页289）翻开“马恩全集”，带有“批判”二字的标题不知凡几。马恩的批判自然不同于“十年浩劫”时的大批判，往往取批点、判别之义。而这种批判针对的正是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大多体现了极其深刻、极其广泛的问题意识。而这与一些人动辄指责别人只看问题，只挑毛病；一味批评，一味否定的判词大异其趣。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俯拾即是。伽利略发明改进天文望远镜，眺望遥远的深空，不正是在发现问题（日心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博览众籍，披沙沥金，皓首穷经，孜孜矻矻，不是也在发现问题（剩余价值）！居里夫人不顾辐射的危害，埋首于实验室，观察物质的结构与变异，不也是在发现问题（钋和镭）！不是所有人都能发现问题；前人发现的问题，也不是所有后人都能认识。至今仍然有人对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心存疑虑也属常态。上述诸例，更可理解马克思所谓“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具有超越时空的、直接的警醒意义。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任何一项进展与进步，都起步于“问题意识”。然而，发现问题必然要经历磨难、承受风险，磨难与风险几乎是问题的伴生物。磨难与风险来自哪里？首先来自传统思维。“从来就是这样的”，成为许多人无视问题、漠视问题的思维定势。其次是权威结论。有些人只迷信名人名言，在权威后面亦步亦趋，蹈常袭故自然不会发现问题。三是权力藩篱。一些人并非不知其中有问题，而是选择无视和遮蔽，对所有可能的问题，利用权力强力阻止，因为这关乎其权力与利益。

对传统的思维提出挑战，对权威的结论提出异议，对既定的权力提出质疑，往往被贬之为“异端邪说”、“离经叛道”。改革开放初期，这些行为有了好听的名字，比如“拨乱反正”、“逆向思维”、“反思”等等。“离”了传统的“经”，“叛”了权威的“道”，自然被视为“异端邪说”，甚至“异议人士”。在罗马教廷看来，布鲁诺是这类人；在西欧诸国看来，马克思是这类人；在苏联官方看来，萨哈罗夫是这类人；在极左分子看来，张志新也是这类人。善于或热衷于发现问题的人们，被称为“逆向思维”、“反动分子”，并非名不副实。相对于“错误结论”而“反动”，相对于“传统思维”而“逆向”，这本身就体现了“问题意识”。在这里，“逆向”或“反动”是基于思维维度的定义，这些人也可概乎言之“问题分子”。

社会发展的轨迹证明，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创新，正是无数的“逆向思维”与“问题分子”推动的。这些“问题分子”功不可没。无数事实证明，唯唯诺诺，随声附和，保持一致，思想统一，不可能有“问题意识”，也不可能有创新思维，对于社会进步与科技发展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推动作用。何况“万马齐喑”、“众口一声”、“鹦鹉学舌”本身就是问题。代表社会前进方向，代表科技发展趋势的，永远是那些不拘一格，不守定见，敢于质疑，不惮妄议的“问题分子”。马克思以思想家的智慧，深刻看到了这些反动分子（他并不对反动分子加引号）的进步作用，他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时代精神状态的好晴雨表，……因此，人们自己把反动分子当作真正的先进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页290）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反动分子”，不仅不是“问题分子”，反而是“真正的先进分子”；他超越时代地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时代精神状态的好晴雨表。”马克思是思想家，是革命导师。然而在他身后，包括那些把马克思当作祖宗的人，有几个不是以打击“异端”、消灭“反动”为名，摧残真正体现了社会进步与科技进步的“问题分子”。

“问题分子”的意见就是问题，正像改革开放初期一样，真理标准的讨论，不也正是这种“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么？可见，“问题分子”要“公开的”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确需要“无畏的”的精神，彭德怀、林昭、张志新因为“问题意识”付出了生命代价。然而，在当时，他们并不是被当作“问题分子”，而是当作“反动分子”甚至是穷凶极恶的、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处理的。他（她）们没有被当作“任何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状态的好晴雨表”，而是成为消灭一切“问题”或者“问题意识”的牺牲品。

如何看待问题，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例子。1789年7月14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日记只有一行字：“无事可记”。（《法国历史轶闻》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5年，页255）次日凌晨，大臣向他报告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他困惑地问：“是一场叛乱吗？”大臣回答说：“不，陛下，是一场革命。”（《法国革命史》，米涅著，商务印书馆，1977年，页48）正是这一天，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一个多月后，路易十六签署了影响巨大的《人权宣言》；三年多后，他被处死在经过自己亲手改进的断头台上。另外两个例子则为国人所熟知，一是扁鹊见蔡桓公，一是曲突徙薪，不再详述。

无论国王与大臣，还是官员与学者，有时就是如此愚蠢，如同马克思批评的那样，“如果这个或那个蒙昧主义者不同某种现代潮流作斗争，如果他不对某件事情提出问题，那么问题也就不存在。”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都是“反动分子”想像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页290）三个例子，无论革命、疾病、火灾，都是问题，都是客观存在。法国国王对国内动荡的政局懵然不知；蔡桓公对自身日益加重的病情讳疾忌医；而烟囱主人则根本无视邻人的火灾预警。也许他们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大臣、扁鹊、邻人等“问题分子”制造出来的。这三者，问题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态度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是缺乏“问题意识”。

如何对待“问题”与“问题意识”，马克思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来区别什么应当归于个人，什么应当归于时代”？由于马克思已确立了问题的时代性，“问题”本身自然归于时代；那么，归于个人的就是“问题意识”与“问题分子”了。时代有晴雨，而“问题分子”才是晴雨表。因此，“任何一个时代”要增强“问题意识”，首先要培养和保护“问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