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民族英雄陈文龙）

南宋时，我国科举制度日臻完善，时人魏天应为帮助学子提高策论写作水平，整理了一部文集，名曰《论学绳尺》，书中收录了有宋一代著名试论，卷九有两篇与陈文龙有关，一为《理本国华如何论》，一篇为《王道之端如何》。前篇署名陈文龙，后篇署名陈子龙。咸淳四年（1268）五月，“帝临轩，对策试”，“擢公第一，状元及第”。唱第之日，度宗改子龙为文龙，赐字君贲（《陈忠肃公年谱》）。由此推测，前文大约为陈文龙的状元卷。

（中唐政治家陆贽）

古代的省试与殿试，不同于今之高考，考生们久历考场，大多已有相当的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因此，考场上的试论，往往可以反映学子在某一领域的观点与抱负。陈文龙参加殿试时已37岁，他在试论中就“理本”与“国华”进行的论述，也大致反映了他对此类问题的相当思考。出于科举的要求，任何话题的提出都要其来有自，此文也不例外，文章标题即出自中唐名相陆贽“以虚受为理本，以直言为国华”（《陆贽集》，中华书局，2006年，页393）的著名论断。

陈文龙所论述的“理本”（唐代避高宗李治之讳，在国家“治理”问题上，往往讳“治”用“理”）与“国华”问题，实质上是探讨如何处理君臣关系。从这篇论文可以看出，他把贞观之治作为个人的政治追求，把圣君贤臣当作理想的政治模式，其政治思维仍然囿于皇权政治的窠臼。人们当然不会苛责陈文龙为什么没有提出比他早很多的西塞罗的国家说，人们也不会苛求陈文龙为什么没有提出比他晚一些的洛克的《政府论》，他只能在他生活的政治框架中思考问题。

最近微信圈流传着一篇“微文”称，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作者建议，少读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一点世界文明。这个意思，鲁迅先生在93年前曾经提出过（《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作者旧话重提，自然有其道理。在这一背景之下，谈论陈文龙的圣君贤臣理论，似乎不合时宜。然而，中国历史作为曾经的存在，既有“好坏”、“善恶”的价值评价，更有“有无”、“真假”的事实判断。何况，那篇微文谈论的看法，也是作者通过阅读中国古代历史方才得出的结论。

在陆贽的语境里，“以虚受为理本，以直言为国华”，“虚受”即“虚心接受”，是对君的要求；“直言”即“直言进谏”，是对臣的要求。陈文龙将之表述为“心者，治之原；言者，治之精神。”（陈文龙时代，唐宋朝代相隔，已经没有了“治”“理”有别的忌讳了）心者，即帝王之心；言者即臣下之言。皇帝能否虚心接受臣下的进谏（“虚受”），是国家治理之“原”（即“理本”），臣下能否对皇帝直言进谏（“直言”），则是国家治理之“精神”（即“国华”）。无论陆贽的“理本”与“国华”，还是陈文龙的“心原”与“精神”，围绕的圆心只有一个字——言。陈文龙如此阐述言的重要性——“人主一心，言脉之通塞系焉！言脉之通塞，民之荣悴、国之休戚系焉！”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言脉”关乎“民之荣悴”、“国之休戚”，难道还不重要么？然而，这“言脉”并不取决于臣下，倒是系于“人主一心”，可见，“理本”与“国华”的份量是不一样的。

陈文龙憧憬贞观之治，“理本、国华如何？有知之者，太宗也。”他以典雅的句法阐述道：“千金可轻也，而不如却鹰之一疏；明珠可贱也，而不如止猎之一奏；大宝易得也，而终不若琼室瑶台之一箴。”李大亮、薛收、张蕴古的“直言”（国华），虽然可以喻为“千金”、“明珠”、“大宝”，但贞观之治的缔造，只能取决于李世民的“虚受”（理本）。“帝之所以华其国者何哉？言而已；帝之所以能容言者何哉？心而已。心其精神之主乎！”这就是说，“理本”主导“国华”，帝之“心”主导臣之“精神”，如同“直言”只能以“虚受”为前提，“贤臣”也只能是“圣君”的产物，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刚刚踏上朝廷殿堂的陈文龙自然心中有数。正是通过这样的事证罗列与逻辑推断，他推导出这样一个公式，“治道之精神在人言，治道之根本在君心。”陈文龙明白无误地概括了皇权专制的核心。

陈文龙不无溢美地赞赏李世民，“真见其孜孜治道，真见其忧勤恐惧，真见其从善如流，……”正是从他推导的公式中，正是从他推崇的楷模里，人们清楚地知道，在皇权政治中，君主凌驾臣下，“理本”高于“国华”，臣下的“直言”以君主的“虚受”为转移，才是皇权运行的真相。贞观名臣魏征最终向李世民说出了实话：“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论任贤》）由此可见，君主的“虚受”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臣下的“直言”，则是以君主的“虚受”为前提的。这样的政治体制，显然是君主专制；这样的政治机制，显然是“一言堂”。臣下的“直言”，唯有在君主“虚受”的情况下，才有“出口”的价值，而君主的言论，则体现为口含天宪，言出法随。陈文龙没有见过比他更早的古罗马的广场演讲，也未经历比他更晚的米利坚的讨论制宪，在他有限的视野里，圣君容忍贤臣这已经就是千载难逢的盛世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文龙指出：“观其言可以知其国，观其国可以知其治，观其治又可以知太宗之心。”这似乎是一个层次分明，逻辑清晰的分析思路。从言论空间观察国家治理，从国家治理观察帝王之心。在他的语境里，如果把“言”视为国家的言论空间，可谓大错特错，这里的“言”只是君臣之间言论的容忍度，根本不及于民意的言论空间；他所说的“治”，只是皇权之下的统治秩序，千万不要异想天开地当成民富国强、民丰物阜；即使是如此这般的“言”与“治”，也只能取决于帝王之心。而这个帝王是太宗还是德宗，是尧舜还是桀纣，是盛年的康熙还是孩童的同治，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在这个意义上，那篇不要学习中国古代历史的微文并非毫无道理。

陈文龙在篇末有句：“德宗何如主也？”这显然是对德宗的质疑性否定。其实，在文中，“强明自任，猜忌自信”，也带有鲜明的批评性。而这一切，都是德宗根本不能“虚受”臣下“直言”的心理因素。帝王无视“理本”，臣下如何“国华”？陈文龙此篇以陆贽名言作引，在文章中，作者有意确立了两个形象，一个是他推崇的形象——唐太宗，一个是他批评的形象——唐德宗。德宗一朝，政局动荡，乘舆播迁，虽然前期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励精图治，但其最终没有摆脱信任奸佞，拒谏饰非的老路，大唐王朝终于由盛而衰，一蹶不振，穷途末路。

陈文中批评德宗朝政弊端的几句话很精彩，“以颂美为奉职，以窃议为邀名，以深谋远虑为骇众。”这几句话，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陆贽“以虚受为理本，以直言为国华”的施政建议，其文句也是从陆贽的奏议中脱胎而来的。陆贽指出：“贪权窃柄者则曰：‘德如尧舜矣，焉用劳神？’承意趣媚者则曰：‘时已太平矣，胡不为乐？’有深谋远虑者，谓之迂诞惊众；有谠言切谏者，谓之诽谤邀名。”（《陆贽集》，页380）当德宗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之际，朝廷之上弥漫着一片阿谀奉迎之风，“德如尧舜矣，焉用劳神？”是佞上，奉承的是皇上本人；“时已太平矣，胡不为乐？”是媚时，吹捧是德宗时代。在这样的氛围中，“深谋远虑”的，被视为“迂诞惊众”，危言耸听；“谠言切谏”的，被当作“诽谤邀名”，妄议朝廷。下面这几句话，不仅是陈文龙上述论断的母本，作为普遍的朝政与社会现象，只要有基本的古文基础，只需仔细品味，都不难理解其中含义——“至尊收视于穆清，上宰养威于廊庙，议曹以颂美为奉职，法吏以识旨为当官，司府以厚敛为公忠，权门以多赂为问望。”（《陆贽集》，页381）

陈文龙生不逢时，如果他生在贞观年间，那么，他将会厕身魏征之列；如果他生在德宗一朝，他或许是陆贽第二。无论如何，他的思路无法跳脱圣君贤臣的政治思维，他依然会追求“理本”“国华”的皇权境界。然而，他从政之时的南宋政权，在蒙古铁蹄之下，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时势使他成了一位与文天祥“隆名并峙”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