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家庄战役的性质》一文，讲的是梁山对民间力量发动的战争。客观地说，梁山经历的大小战事，大多是与官府作战，这其中既有进攻性的，也有防御性的。防御性的，比如何涛、黄安的地方军对梁山的讨伐，呼延灼、关胜的正规军对梁山的进攻，直至国家军事统帅童贯、高俅对梁山发动的大规模围剿。在官军的进攻面前，梁山面临的是生死存亡问题，战争虽然是防御性的，但战争性质容易激发战斗意志。梁山事业正是在官军的轮番进攻之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这里主要讲一下梁山的进攻性战争。只有这种主动发起的战争，才能体现出梁山的本质与宗旨。梁山发动的以攻城拔寨为特征的战争，可以分为两类，打高唐、围青州、战华州、破大名是一类，打东平、东昌是另一类。从相同之处说，这些战争都属于城市攻坚战，而且都不以占领城市为目的。这倒不是梁山好汉不善于打运动战与游击战，目的决定一切。这也不是他们不愿占领大城市，鉴于敌我力量对比，即使占了城市也守不住，只能退回梁山水泊的巢穴中。因此，他们在打破城门，达到目的之后，即行撤离。从不同之处说，第一类的战争，发动的理由很相似。打高唐是为了营救柴进（第五十一回），围青州是为了营救孔明（第五十七回），战华州是为了营救史进、鲁智深（第五十八回），破大名是为了营救卢俊义、石秀（第六十二回）至于宋江上山之前，梁山远程奔袭江州，也只为营救宋江、戴宗二人（第三十九回）。第二类的战争，即打东平、东昌二府，实际有两个目的，一是抢粮，二是解扣，解开谁应为梁山之主的扣子。

上述战例是宋江一伙的主要社会活动，这些活动没有一次是为杀富济贫或替天行道进行的。他们的目的很狭隘，不是为了救哥们，就是为了抢粮食。虽然城破之际偶尔也有开仓赈济的假模假式，其真正战果往往是府库钱粮，席卷以去；战马牛羊，抢劫一空。他们的作战，更严重的是任意屠杀无辜百姓。江州城里血流成河，如果说因为搭救宋江而宋江不须承担责任的话，那么，触目惊心的北京大屠杀，宋江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只为骗卢俊义一人上山，不仅卢俊义自己九死一生，倾家荡产，而且战火中成千上万的大名百姓也非死即伤。这倒应了宋江一伙的开战告示——“昆冈火起，玉石俱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至于第二类战争即攻打东平府、东昌府，更是形同儿戏。宋江背弃了晁盖的遗嘱，要与卢俊义抓阄，通过谁先破城来决定谁为山寨之主。两座府城万千军民，竟然成了宋江玩弄权术，谋取权位，顺便劫掠的赌注。

梁山泊这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盗匪，其指导思想与行为路径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为了快活自在。这些盗匪起事之初并不承认其盗匪身份与本质，他们大多没有理想与志向，追求的不过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已。劫取生辰纲阶段的阮氏兄弟就是代表，他们甚至羡慕梁山强人自由自在、无人管束的生活方式。

第二层次是劫富济贫。这几乎是中国古代所有造反者的共同口号。然而，这种政策他们从来没有实行过。这些盗匪不务农桑，不事商贾，假如劫的财都济了贫，他们的吃喝如何解决？因此，这一政策不在实行，而在宣传，目的在于改善形象与观感，以此赋予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正义性质。梁山在晁宋体制确立前后奉行的就是这种政策。

第三层次是替天行道。替天行道比劫富济贫高一个台阶。鲁迅这样看待“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在《水浒传》里，宋江的“替天行道”得之于九天玄女的启示。这其实是个障眼法，梁山108人，其核心部分是一些失意官员、叛军降将，他们原本是体制的一部分。这些人升迁无望，晋升无门，栖身梁山，误入歧途，为朝廷所不容。然而，这些人不同于李俊、张横、孙二娘这些黑社会，他们作梦都想通过招安，曲线当官，重新成为体制中人。他们是宋江推行招安路线的社会基础。“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过是博取皇帝好感与理解的幌子。试想，贪官本来就是体制的一部分，反贪官怎么可能与反朝廷分得清楚？他们终日冲州撞府、攻城掠寨，怎么可能认为他们不反皇帝？他们见了当朝巨贪高俅都匍匐在地，怎么可能认可他们真反贪官？

　　在这些战例中，宋江一伙虽然目的狭隘，境界卑微，但不能说他们与反贪毫无关系，高唐州知府高廉之于高俅，青州知府慕容之于皇帝，华州贺太守之于蔡京，东平府太守程万里之于童贯，前者的被杀，只从侧面印证这些战例的某种正当性，然而，正因为这些贪官树大根深，这就为招安后的宋江一伙留下隐患。当宋江征讨方腊凯旋之后，他们自己也落了个兔死狗烹的可悲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