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108人都是朝廷的反叛者。在这108人中，三阮可反（因系生活窘迫的社会底层人员），宋江不可反（毕竟是帝国基层政权工作人员），林冲可反（因其受到中央高官的迫害），徐宁不可反（不就是丢了雁翎锁子甲么！）。其实，最不该反的是小旋风柴进。柴进系大周皇帝柴世宗的嫡系子孙。由于柴姓皇帝对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有陈桥“让位”之功，越匡胤从人家孤儿寡母手中取了皇位，也许过意不去，即位之初就颁布圣旨，给予柴氏家族包括司法豁免权在内的种种优待，以成文法的形式把柴家的特权固定下来（据陆游《避暑温抄》记载，宋太祖称帝第三年，即建隆三年，曾竖誓碑于太庙，碑上“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柴进作为前朝皇亲，改朝换代以后仍是贵族，既没有反叛的理由，也没有反叛的必要。

赵匡胤开国之初颁布的圣旨，具有宪法性质，高于一般的法规与政令，比如对于文官及言事者的保护，终宋一朝，大体上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正因如此，柴进才会将宋太祖关于保护柴氏子孙的丹书铁券，称为“护持圣旨”。然而，在北宋末年，皇上昏庸，奸臣当道，纲纪不举，政治溷浊，从“逼民犯罪”到“逼民造反”，种种乱象，比比皆是，柴进家族纵有誓书铁券护身，也难以幸免。

柴进的叔叔柴皇城家住高唐州。毕竟是前朝皇亲、本朝贵族，柴皇城的庄园令人艳羡。高唐州知府高廉，仗着皇上宠信、手握重权的叔伯哥哥高俅，在高唐州“无所不为”。他的小舅子殷天锡（也叫殷直阁）看上了柴家的花园水亭，居然对柴家下达最后通牒，限期三天搬迁，欲将庄园据为己有。在《水浒传》中，此可谓强制拆迁第一案。

在皇权体制下，皇帝的意志至高无上，皇上的圣旨是最高指示，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都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柴家的特权，是先帝御批的，具有合法性、权威性与世袭性，柴进自然底气十足。柴皇城被殷天锡打伤，他对其家人说，我“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和他理会。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他对动辄动武的李逵说：“他虽倚势欺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面对殷天锡的霸道蛮横，柴进更是理直气壮：“直阁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面对高廉的严刑相逼，柴进兀自分辩：“放着先朝太祖誓书，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却不由分说，喝叫：“这厮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头加力，好生痛打！”柴进不仅被投入大牢，而且抄家、扣人、封园，殷天锡虽死，柴家花园终于易手（第五十一回）。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命题，高廉指斥柴进“抗拒官府”，柴进认为高廉“抗拒圣旨”。当地方强权与朝廷圣旨相遇时，是圣旨服从强权，还是强权服从圣旨，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在高唐州，皇帝圣旨或国家法律竟然不堪一击。在一个社会中，权力一旦偏离了既定轨道，朝廷意志、国家法律就异化为紫禁城里按部就班的文牍程序与公文旅行，手握权力的地方官员，对于“大似他的”皇帝圣旨或国家法律，失去了基本的敬畏与尊重，往往加以权衡，各取所需。对己有用的，自然不成问题；对己无用的，则弃如敝屣。其所衡量的标准，则是官员自身的利益。且不说地方权力的产生在当时不可能通过民主机制，甚至有时亦非中央政府所授予，而成为高俅、蔡京等人私相窃取、私相授受、私相转赠、私相继承的私人物品。作为社会公器的行政权力，一旦成为国家权臣的“私器”，就会成为不受监控的腐败与跋扈的“利维坦”。正因为权力的私有化，才为高廉的强权对抗先帝的圣旨提供了现实的、体制的胆量与动力。

在长达2000多年的专制王朝历史上，强权与圣旨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并不罕见。君圣臣贤的时代比较少见，至少在君权强势、政治统一的情况下，强权往往不敢挑战圣旨。一旦君权旁落、强枝弱干，或因体制障碍，或因尾大不掉，强权才有可能凌驾于圣旨之上，当此之际，诸侯、藩镇、权臣、宦官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往往无视皇权、挟持皇权，罔顾圣旨、践踏圣旨，从而导致朝纲不振、政令不行，到了这个地步，这个政权也就到头了。

　　一般说来，以圣旨为符号的古代皇权，代表了一家一姓“家天下”的利益，虽然如此，皇帝作为“家国”的法人代表，要考虑家族政权的可持续发展，有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些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之类的权宜之计，这些权宜之计，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进步，有利于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强权则不然，既然权力从本质上属于皇帝，一旦沦为私人所把持，往往表现为空前的疯狂、贪婪与残暴，从而体现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今日不为，更待何时”的紧迫感。由此可见，失去控御的强权，在某些历史节点上，往往比皇权更短视、更贪婪、更残酷，从而对社会与民众的危害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