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初版于1932年，1946年再版时，作者赫胥黎写过一篇“前言”，他指出，宇宙国要使人们心甘情愿地被奴役，需要四个方面的必要条件，一是大幅度改进了的暗示技术，二是十分发达的人类分等科学，三是酒精及其他麻醉品的代替品，四是绝无差错的优生系统。

宇宙国通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和“波孜纳普技术”，普遍推行了（印第安人保留区除外）人类人工繁衍，推行过程并不完美，比如主人公伯纳·麦克斯本来是一个α⁺（上流社会成员），就因为在胚胎阶段被滴入酒精，身高也未能达标，即使如此，也说明宇宙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该国批量制造的这些“人类”，通过“命运预定”与“条件设置”，这些“产品”形成了五种社会种姓，阿尔法(α)是统治者、贝塔(β)是管理者（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伽玛(γ)是劳动者，而“德尔塔(δ)”和“埃普西隆(ε)只是这个社会的佣工和奴隶。由此可见，赫胥黎设想的四个必要条件，有两条已经得到满足。本文只就第三条谈点看法。

极权制的教育弊端，从根本上讲，不是把人当成人，而是把人当作国家机器的组件和意识形态的附庸。纳粹德国的幸存者克莱斯勒写道，第三帝国为了“让单个的战士，单个群组，不受外界的影响，不理内心的权衡，不顾任何本能的感觉，完全像一台机器那样去听从上级的命令，按钮一揿就随之运行起来。”也就是将所有社会成员“机械化”。在元首之下，每个人既是上级也是下级，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是上级和领袖手中的自动化器械，同时也是按钮的操纵者。”（《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言学者的笔记》，商务印书馆，2013年，页 150）一级按钮控制二级按钮，二级按钮控制三级按钮，构成了一个比“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态链更为深刻的社会机制。这种制度的特征，是将作为精神的、意识的、道德的主体的人，作为无生命的机械制造物来看待。这样的教育方式，其实我们也曾经历过。早些年，一代人就曾被教育，要做××的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永不生锈，闪闪发光。同时期也有这样的格言，“要做××一块砖，东西南北任×搬。”在这里，人连机械产品也不是了，机械产品毕竟还是复杂劳动的产物，而这些“××一块砖”则干脆自贬为泥土的制成品了。

在西方学界，法国思想家卢梭与英国思想家罗素一向被认为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不过，他们毕竟继承了西方文化自由开放的传统，在教育理念上也都秉持其一贯的自然性与主体性。卢梭在《爱弥尔》第一卷开门见山地写道：“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要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强使一种树木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像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像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爱弥尔》，商务印书馆，1978年，页5）卢梭崇尚造物主与大自然，他主张顺其自然，反对强制人为，他所反对的仅止于类似动植物类，尚不及于机械层次。

罗素则认为，“一个真正善于施教并使年轻人成长和发展的完全的教育者，一定十分透彻地充满着尊重精神。那些赞同机器做成的生铁般的制度的人，所缺乏的就是对别人的尊重。缺乏尊重的老师和缺乏尊重的官吏……认为，他的职责是把儿童塑造成一种模子：在想象中，他把自己当作是陶工而儿童则是陶土。”（《罗素论自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页284）在他看来，对于人的教育，铸工与陶工同样是不可接受的。

宇宙国的情况则不同，他们的社会成员，只是生命科学的制成品。对他们的教育，已经不同于当今的年轻父母们异常重视的“孕教”与“胎教”，特别是低种姓人口，在实验室里，对他们“减少氧气量，以降低胚胎的规格”就行了。（《美丽新世界》，王波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页12）他们作为“制成品”，需要的不是教育而是“设定”，即通过“命运预定局”和“新巴甫洛夫条件设定室”，预定人的命运，设置人的条件。也就是说，这些“人”在爬出试管之后，是“主宰世界”还是“掏臭水沟”，就命中注定了（同上书，页11）。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命运设定”与“条件设置”，并不会给当事者带来痛苦，“最终目的都是让人们喜欢已经注定的社会命运”，而这正是宇宙国“幸福与品德的秘密”（同上书，页14）。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什么“早期教育”，防止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经没有意义。

不要以为已经“命运设定”与“条件设置”的宇宙国的“人们”，就不需要教育了。对于这些从实验室爬出来的新成员来说，最有效的教育方式就是“睡眠教学法”。这种教育方式，在婴儿期就开始实施了。而婴儿期正是人类的精神混沌期、心智朦胧期及意识的萌芽期。不过，在今天看来，宇宙国的“睡眠教学法”带有强行灌输、强烈暗示甚至进行“梦教”（对睡眠中的人们进行大脑皮层刺激）的性质。书中第二章完整叙述了这一过程。

据说，环境可以陶冶情操——

几排玫瑰花在花盆里摆列开来，千万片花瓣盛开，花朵光亮可爱，犹如无数张小天使的脸。再把书摆在花盆的行列里，一大排幼儿园用的四开本大书顺序摆开，一些色彩鲜艳的鸟儿、野兽和鱼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孩子面前，美丽动人，呼之欲出。（同上书，页17）

接着是幼儿们对环境的最初反应——

这些同属δ种姓的幼儿，一个个朝着美丽的花丛和鲜艳的书页爬去，太阳光透过云霾照射进来。玫瑰花不知哪里来的激情突然灿烂起来；鲜艳的书页似乎散发出深沉的新意。爬着的婴儿们躁动起来，发出了欢乐的笑声和尖叫声。（同上书，页18）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对美好的环境产生了感应。

然而，正当孩子们在玫瑰花与书页丛中兴高采烈之际，护士长按下了杠杆：一时之间，爆炸声、汽笛声、警铃声疯狂地响起，声音嘈杂而刺耳。孩子们的哭声、尖叫声此起彼伏，稚嫩的小脸因恐怖而变了形。（同上）这是对幼儿的第一轮电击。

护士长按照指令按下第二根杠杆，婴儿们的哭叫声突然变了调子，在抽搐性的叫喊中开始绝望和疯狂。一个个小身子抽搐着、僵直着、手脚擅抖着，似乎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在扯动他们（同上书，页19）。这是对孩子们的第二轮电击。

“再把花和书给孩子们。”新的指令下达了。

“绚丽的玫瑰花、色彩鲜艳的小猫、小鸡和咩咩叫的黑羊刚一靠近，婴儿们就如惊弓之鸟，吓得胡乱躲闪，哭喊声也跟着大了起来。”（页19）

在婴儿的潜意识里，绚丽的花朵、彩色的书页，与巨大的噪声、强烈的电击，是连在一起的，它们相互交织、相互伴随。这样的课程要连续进行200次，于是，二者之间就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正因为这种残酷的“条件反射”，这些孩子会带着对书本和鲜花的厌恶长大成人。他们一辈子再也不会爱书籍和爱植物了。

在宇宙国里，δ属于低种姓，为什么不让他们接触书本呢？“我们不要让这些低种姓的人在书本上去消耗社会的时间，况且读书一定有可能读到什么东西的可能，自然也就有可能破坏他们的某个条件设置的风险，那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同上书，页20）正因如此，在宇宙国里，禁止接触书本里的信息，因为书本里难免隐藏着危险的思想；禁止接触一切古代的信息，因为“绝大多数的历史事实是不愉快的”。因此，莎士比亚的作品被禁止了，只对萧伯纳的作品放了一马。

对于极权主义者来说，大自然的陶冶也是可怕的。人们身处大自然之中，就会放飞自由的心性，开阔质疑的眼界，敞开探索的胸怀，而这显然对维护宇宙国的统治秩序没有什么好处。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的主任这样指出，“培养孩子们厌恶玫瑰花是高度节约的一种方法。……樱草花和风景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们是免费的。大自然会消磨工人的工作意志。决定取消对大自然的爱，尤其取消了低种姓的人对大自然的爱，……”（同上）符合宇宙国的最高宗旨——“社会、本分、安定”，有意思的是，在1987年的花城版里，这几个字翻译为“共有、划一、安定”。

不过，宇宙国虽然禁书，并不禁绝所有书籍，如同秦火一样，毕竟遗留下一些医农旧籍。宇宙国的人们经常使用的教材就有《性学大纲》与《阶级意识大纲》。作为睡眠教学法的组成部分，在孩子们熟睡之际，广播中要反复播送“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也是世界第二大河”之类的常识。然而，也会反复播送这样的内容：“α儿童穿灰色。他们的劳动比起我们要更艰辛，那是由于他们太聪明了。我因为自己是β而高兴，因为我用不着做那么辛苦的工作。况且我们也比γ们和δ们要好得多。γ们都很愚蠢，他们全都穿绿衣服，δ们穿咔叽衣服。啊，不，我不愿意跟δ孩子们玩。ε就更差了，太愚蠢，他们学不会…”（同上书，页25）孩子们醒来之前这些话还要为他们重复40到50遍；星期四，星期六还要重复。30个月，每周三次，每次120遍。然后接受高一级的课程。经过这种反复的长期的暗示与强调，甚至从着装上就已强化而且固化了这些“人类”的阶级意识与阶级地位。应当指出的是，宇宙国的孩子们，已不同于卢梭和罗素分析的对象，他们本身已经是技术的“产品”，科学的“造物”，他们至多算作“类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