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珍、解宝兄弟历尽艰险在登州山上捕获一只老虎，老虎受伤滚落毛太公后园，毛太公父子偷偷将虎解到州里邀功请赏，解氏兄弟落入陷阱锒铛入狱。此后，由两解的索虎，两毛的赖虎，触发了登州官场一场政治危机——登州知府暗中支持，王正、包吉意图谋害，孙顾伉俪暴力劫狱，毛氏父子惨遭灭门，王正、包吉死于非命，兵马提辖反上梁山。这一事件载《水浒传》第四十九回。对此，我曾撰文《司法腐败的社会后果》作过评述。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可见，名这个东西很重要，人的名字更重要，不仅事关文化，而且事关伦理。看过《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曹雪芹给小说人物命名极有功力，比如，贾氏一族，文字辈的贾政、贾赦、贾敬，玉字辈的贾琏、贾珍、贾环，草字辈的贾蓉、贾芸、贾蔷，甚至一些小人物如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卜固修（不顾羞）、单聘仁（善骗人），也赋予了深刻的讽刺意义。

金圣叹批评《水浒传》多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进行的，如小说情节、人物塑造、性格描写等，但在本回中，他却一反常态，对书中几个人物的名字一一进行点评。他在回前批注中就指出：“赖字出《左传》；赖人姓毛，出《大藏》。然此族今已蔓延天下矣，如之何！”金圣叹追根溯源，发出此番感慨，并非他对姓毛的有何成见，而是对社会生态的一种看法。首先他为毛太公的儿子毛仲义写下几十字的评语：“虽姓毛，幸名义，疑尚可诉也，其又孰知虽锡嘉名，实承恶教，父子不义，同恶相济也哉？甚矣！”他认为，“毛仲义”此人此名的实质是，“虽锡嘉名，实承恶教”，是典型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他才会说出“名之不足以定人”这类本属常识，没有水平的话来。

金圣叹对另外两人也给予了充分关注。解氏兄弟被毛氏父子陷害，押送登州府，碰到两个司法人员，一是王正，一是包吉。这王正是登州府司法机关的六案孔目，也是毛太公的女婿。也许“王正”的确象征着程序正义、司法公正，因此，金圣叹在其名下批曰：“又是一个好名字人。”并戏笔曰：“村中既有毛男，州里又有毛女，毛头毛脑既多，而毛手毛脚遂不可当矣。”这包吉是当牢节级，相当于今之监狱管理人员。监狱是什么所在？一旦进去，不死也会脱层皮，所以，就有了“躲猫猫”的当代奇遇。“包吉”这个名字大概也被寄予吉星高照、逢凶化吉的含义，因此，金圣叹在他名下才会批道：“又是一个好名字人。”不知施耐庵为这组人物——毛仲义、王正、包吉——的命名是蓄意还是无意，金圣叹讽刺道：“极贪鄙人却名义，极奸邪人却名正，极凶恶人却名吉，可叹可笑。”

“可叹可笑”么？并不尽然。其实在金圣叹之前与之后，都有这样的人名、人品分裂的极端典型，比如盛唐时期、“开元盛世”后的杨国忠，既曰“国忠”却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奸臣，不仅干扰“圣裁”，惑乱国政，而且正因为他与安禄山的特殊关系，“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才会走了下坡路。明代的魏忠贤，名曰“忠贤”却是明熹宗时罪大恶极的宦官，虽由皇帝赐名，“忠贤”毕竟何在？即使考其原名李进忠，之于朱由校又何曾“进忠”。金圣叹从“毛仲义”之“名不副实”延伸联想，“名之佳者莫如霍去病、辛弃疾、晁无咎、张无垢，皆以改过自勉，其他以好字立名者，我见其人矣。”

更为可笑的是，那位本是“极凶恶人”的包吉未将解珍、解宝兄弟视为“珍宝”，反之却对解氏兄弟的别名（诨名、绰号）产生了兴趣，他穷凶极恶地喝道：“你两个便是什么两头蛇，双尾蝎，是你么？”解珍道：“虽然别人叫小人这等混名，实不曾陷害良善。”包节级喝道：“你这两个畜生！今番我手里教你‘两头蛇’做‘一头蛇’，‘双尾蝎’做‘单尾蝎！’且与我押入大牢里去！”明代另一位著名批评家李卓吾在此添油加醋说：“何不说没头没尾！”

其实，名字之于人品，只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亿万众生，亿万名字，如同商品的名称与编号，无非是人类的识别符号与记忆编码，功能只为方便区别与记忆而已。在过去的偏远山区，“石头”、“狗蛋”这样的名字并不罕见。出于民俗，男孩金贵，女孩好养，男孩起个女名也十分常见，我就认识几位名为“秀云”、“凤芝”、“俊芳”这样的男子汉。由此可见，人的名字与人的品行没有必然关系。当今社会是这样，古代也是如此，有史可征的第一位皇后——刘邦的老婆——姓吕名雉，在当时，谁也不会认为她是“野鸡”。汉武帝原名刘彘，“彘”者，猪也。恐怕谁也不会相信雄才大略的刘彻，竟然蠢笨如猪（《汉武故事》）。对于个体来讲，名字虽然只是符号，只是编码，并不影响其父母、长辈通过命名对孩子表达吉祥美好的祝福与期望。而这与名实相符没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