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读一下“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时期的毛泽东的文章，能够真切地感受其中蕴涵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清新气氛。青年毛泽东不仅有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而且还有一种倡导民主、呼唤自由的激越。
比如他的“言贵论”，就仍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或曰现实意义。他在
语言的发明，本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以及所有主要以语言为交流工具的职业人士，他们的成就与辉煌，无不拜语言之所赐，古时的范雎说秦，晏婴使楚，孟轲好辩，魏征善谏，苏张合纵连横，诸葛舌战群儒，乃至于说客的悬河之辩，策士的纵横之术，无不如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对语言产生了悚惕与戒惧。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作《口兵诫》称：“我诫于口，惟心之门。毋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键，以忍为阍。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晚唐诗人罗隐特作《言》诗云：“珪玷由来尚可磨，似簧终日复如何。成名成事皆因慎，亡国亡家只为多。须信祸胎生利口，莫将讥思逞悬河。猩猩鹦鹉无端解，长向人间被网罗。”（《全唐诗》卷664）这其实是中国民间不胜枚举的社会经验的艺术总结。这些社会经验不仅存在于民间社会，而且早已进入了决策层和理论圈。北宋年间奉敕编撰的《太平御览》就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样的文字。毛泽东也指出：“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P18）“惟口兴戎”，指的是语言可能引起刀兵，“讷言敏行”，则是圣人提倡的美德。这与刘禹锡、罗隐的观点如出一辙，都属于“语言”的“限制级”。圣人的话当然是有根据的，这不仅有中国的例子，也有外国的例子，如毛泽东指出的“基督以言而磔，龙、比以言而诛”（P18）。以致于从古以来，“见人之惧祸过于畏病，而处世难于摄生矣。”（钱钟书《管锥编》）于是，人们也很自然地把少言寡语当作自我保护的利器，而将“祸从口出”视为危害自身的刀兵。
客观地说，“言多必失”、“言以招愆”并非全无道理，然而，语言的产生毕竟是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由于“天地道藏之邃窵，今古义蕴之奥窔，或蕃变而错综，或散乱而隐约，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P18）这说明毛泽东在当时即已意识到语言交流、信息交换之重要。人们也正是通过语言交流，通过信息交换，以增加信息，交换信息，然后进行筛选与处理，以达到汰劣择优，去粗取精之目的的。正因如此，年轻的毛泽东强烈呼吁：“当今之世，黯淡閟塞，非有强聒，狂澜谁鄣？”（P13）至于“言多必失”、“言以招愆”，毛泽东有他自己的看法，“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P13）“况所言者未必愆，即愆矣，亦哲人之细事”（P18）。也就是说，这“失”或“愆”，较之语言交流的正面作用，不惟属于细枝末节，而且功大于过。如果说“不先有言，何以知失？”还只是就自体而言，那么他曾引用过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则是对他者而言的。
毛泽东在同年七月致该同学的信中有两段论述值得注意：“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互质参观，所以张知，强聒不舍，可以振国，……言之为贵，不愈可见乎！”（P13）在这里，他不仅进一步强调了“言之为贵”的思想，而且提出了表达言论的两个重要方式——“质疑问难”与“互质参观”。而“质疑问难”与“互质参观”，就已不只是个体间的语言表达问题，而是群体间的相互问答、交流、讨论与争辩，而这则离不开一定的言论空间。年轻的毛泽东，不仅坐而道，而且起而行，组校友会，办讲习所，主编《新湖南》，撰文《大公报》，创办《湘江评论》，参与驱张运动等，充分体现了一个青年志士的胆魄与抱负。笔者之所以在文章开头指称其具有当代价值或现实意义，是因为青年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认识，反映了他所处时代所能达到的言论自由的要求，而这与今天所强调的“和谐”二字也是尽相吻合的（“和”为“口禾”组合，即谓人人有饭吃；“谐”为“皆言”组合，即谓人人可说话）。这也是为什么建国后的毛泽东曾一度真诚地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原因。
语言本来就是交流的工具。然而，这个曾经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当他一旦将语言的表达作为“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政治谋略来运用时，就造成了空前的政治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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