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因在浔阳楼题反诗，脑袋差点丢在江州刑场，多亏晁盖等人不远千里，舍命相救，最终避难梁山。

宋江作为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在逃亡途中尚且权诈频施，何况上梁山为匪？他作为大宋政权的基层官员，在郓城县押司任上，由于吏道纯熟，黑白通吃，本以为靠着老道的官场手段能够升官晋爵，博个封妻荫子，只因前杀“二奶”、后题反诗，竟致流落江湖，险些丧命。避难梁山，落草为寇，是宋江人生的重大转折。对于这个“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的小吏，经过这次巨大的磨难，似乎并未磨灭纵横捭阖、朝秦暮楚的钻营之心，即使在梁山泊一洼之水，宋江也思谋着如何控制晁盖，如何摆平群雄的种种打算。虽然他刚被晁盖等人搭救上山，虽然他表面也尊晁盖为山寨之主，他不仅以梁山的恩人自居，而且以梁山的功臣自居。上山伊始，就一步步地奠定了他的三大基础。

首先是组织基础。宋江的组织原则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收买人心，拉帮结伙，驾空晁盖，当上寨主。他在上山途中就对梁山的人事布局、力量对比进行了权衡。晁盖作为梁山第二代领导人，他的基本力量不过是劫持生辰纲的班底加上王伦旧部。宋江从杀死阎婆惜、亡命天涯开始，就极有心计、极有步骤地在江湖上物色亲信。刺配江州之前，即收买了花荣、秦明、黄信以及清风山、对影山的草寇。刺配江州路上，他又结识了揭阳岭、浔阳江“三霸”、黄门山草寇以及戴宗、李逵等人。正因实力强大、亲信众多，刚刚拣回一条命的宋江，竟然咄咄逼人、目空一切、发号施令、颐使气指。在确定了晁、宋、吴、公孙的座次之后，宋江毅然开口：“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头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金圣叹评道：“只一句，便将晁盖从前号令一齐推倒，别出自己新裁，使山泊无旧无新，无不仰其鼻息，枭雄之才如此。”如此以来，坐在左边的晁盖人马更形显少，只有9人；坐在右边的宋江人马益见其多，竟有27人。（第四十回）宋江以此在梁山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其次是舆论基础。所谓舆论基础，就是充分宣扬和论证自身行为的合法性。水浒时代，不用寻找历史选择、人民选择的理由，只能从应天顺人的空洞、灵异的“天意”层面找依据。宋江与众头领说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谣言一事：“‘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宋江身上。那后两句道：‘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宋江旧事重提，决非酒后闲话，其实有深意存焉！宋江的这套说词，其实在历史上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有“大楚兴，陈胜王”的狐狸叫，汉末黄巾起义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语，元末韩山童起义也有“莫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歌谣，井冈山地区据说也曾流传过“反手平天下，八牛定乾坤”（隐寓毛朱造反）的传言。宋江公然以“宋星主”自居，他的这些说法，无非告诉众人，他上梁山，上关天象，下应民谣，上苍赋予了庄严使命，天帝确定了神圣地位，这种罩着神灵光环的合法性，如同杨秀清的自称“天父”，从舆论上为自己奠定了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倒是李逵更直接：“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放着我们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第四十回）

再次是政治基础。宋江作为朝廷公职人员，并不忠于朝廷，不然，他就不会擅自放跑作为朝廷要犯的晁盖等人。宋江不想造反，是他不肯放弃在官场经营多年的既得利益。他的上梁山，其实，从一开始就瞅准了“曲线救国”的道路，似乎他比别人更早地领悟了“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皇帝驻地）卖酒醋”（宋代庄季裕《鸡肋编》）的道理。宋江上梁山之初，只是二把手，按说，他对梁山的大政方针只有建议权。他是在一次极其偶然的情况下，从神乎其神、玄而又玄的九天玄女那里找到了政治根据，并在日后为梁山奠定了“替天行道”的政治基础。从九天玄女关于“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第四十一回），就可理解宋江为何最终走上被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道路。应当说，“替天行道”的政治路线，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仅忽悠了梁山众人，也忽悠了许多读者，内中的关键在于替什么天，行什么道？完全是云山雾罩的矇眬诗歌、模糊数学，以致在梁山事业中，无论其成败、是非、善恶，都可以“替天行道”为遁词，从而创下了政治基础模糊化的历史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