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梁山前的宋江，原为郓城县押司，一介小吏，连官都不是，顶多股级。招安之后，南征方腊凯旋，被朝廷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大抵相当于今之地市级地方主官。由此可见，如果将宋江上梁山看作投资行为，如果将宋江的地位变迁视为投资收益，那么，宋江的这笔投资还是很划算的。

宋江的投资并不表现为物质形态的资本运作，而是一种精心谋划的政治算计。这种投资的运作形式表现为“暂避水泊，专待招安”的政治路径，其具体指向都是朝廷官员和赵宋政权，与作为梁山好汉主体的三教九流、草莽之辈没有关系。这条路径在他上梁山不久、政府军发动第一次围剿时就形成了。他在与被骗上山的朝廷军官徐宁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现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第五十五回）接着他又对被俘上山的围剿军总指挥呼延灼阐述了想法：“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第五十七回）最重要的步骤，是他利用朝廷大员宿太尉奉旨到西岳降香之机，将其想法直接通天。他向宿元景报告：“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第五十八回）这样以来，他杜纂的这种投资模式或曰政治路径，就逐步发展成为梁山泊的政治纲领，从而使“替天行道”这一口号更加具体化、更具操作性。须知此时的宋江被晁盖等人搭救上山后，仅为山寨的二把手，晁盖并未赋予他提出思路、作出决策的独断权力。毛 泽 东批宋江架空晁盖并非全无道理。

“暂避水泊”的核心是“专待招安”，接受招安是为了“尽忠报国”。人们的疑问是，当宋江尚为国家公务员时，当他尚在“体制内”时，他为什么不肯“尽忠报国”？“尽忠报国”难道一定要以背叛国家、危害社会作为“曲线救国”的“终南捷径”吗？他作为郓城县押司，既不忠于皇帝，也不报效国家，反而公然地、一再地危害社稷、践踏法律，比如他知法犯法、通风报信、故意纵放朝廷要犯晁盖等人，比如他不思悔改、畏罪潜逃、结交清风山黑恶势力，比如他为清风山强盗出谋划策对青州城外上千民众实行“三光”政策……且不说他杀死阎婆惜已是身负命案，他的“暂避水泊”，既不是因为生活无着、生计所迫，也不是如同林冲遭到了朝廷官员的无端迫害。正如金圣叹所指出：“若言其（宋江）有忠义之心，心心图报朝廷，此实万万不然之事也。”他在“体制内”尚且如此，谁能相信一个已经背叛朝廷与国家的累犯，一个经过江湖陶冶、匪巢历练的前不法吏员，从“体制外”重新进入“体制内”，就一定能够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成为“尽忠报国”的朝廷干员？梁山泊难道会成为他增强忠君思想、提高法律观念、强化国家意识的“大熔炉”？

不要以为宋江充军江州途中梁山众人苦劝而执意不肯上山是因其缺乏革命觉悟或政治自觉，完全不是这样。宋江其实是在筹措投资筹码，等待投资时机。宋江作为一介小吏，之所以能够驰名江湖，黑白通吃，而这正是他的不凡之处。他深知，如果缺少投资筹码，如果没有品牌设计，此时上山，不可能实现在梁山泊的控股地位，也不可能取得梁山事业的决定权。他在江州法场虽然九死一生，然而，此时上山，其身价与名份已非上次可比，不仅由其招募上山的人数远在梁山旧人之上，而且“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的流言，也为其赋予了“天降大任”的神秘色彩，而这对于草莽之辈是十分重要的。

金圣叹在第五十八回回首批注中，以“十大不可”系统阐述了宋江并非忠义之辈，明确指出：“故知一心报国，日望招安之言，皆宋江所以诱人入水泊。谚云：‘饵芳可钓，言美可招也。’宋江以是言诱人入水泊，而人无不信之而甘心入于水泊。”也就是说，“暂避水泊，专待招安”，更多情况下，是被宋江作为招降纳叛的策略与手段。

宋江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增强梁山实力，招安前确保立于不败之地，招安时增加谈判筹码。二是优化人员结构，改善梁山观感。朝廷军官的不断加入，使三教九流、乌合之众的梁山形象逐步改观。三是借助名人名将，打造梁山品牌。宋江之所以挖空心思撮合呼延灼、关胜、卢俊义上山，盖呼延灼乃河北名将呼延赞子孙，关胜乃三国名将关羽后裔，而卢俊义也是河北三绝。金圣叹也认为，一些朝廷将领本来是不应上梁山的，他们有的是国家栋梁，如秦明、呼延；有的世受国恩，如花荣、徐宁；有的奇材异能，如凌振、张清；即使虽在偏裨，也大用有日……这些人都是“食宋之禄，为宋之官，感宋之德，分宋之忧，已无不展之才，已无不吐之气，已无不竭之忠，已无不报之恩者也。”并非都如林冲、杨志一样的不走运。正因如此，秦明就曾表达了决不落草为寇的明确意见：“秦明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马总管，兼受统制使官职，又不曾亏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第三十三回）？”卢俊义也表达了同样坚决的拒绝态度：“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听从。”（第六十一回）

金圣叹针对一些人对“宋江每得名将，必亲为之释缚、擎盏，流泪纵横，痛陈忠君报国之志，极诉寝食招安之诚，言言刳胸臆，声声沥热血”的疑惑，似乎也对宋江“其暂避此，以需招安”的说词表达了某种程度的不解，“乃吾不知宋江何心，必欲悉擒而致之于山泊。”金圣叹强烈质疑道：“强盗则须招安，将军胡为亦须招安？身在水泊则须招安而归顺朝廷，身在朝廷，胡为亦须招安而反入水泊？”金圣叹毕竟是金圣叹，他对宋江早在清风山的行径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落草之事虽未遂，营窟之心实已久。”

宋江作为一个不安本分的小公务员，之所以后来选择“暂避水泊，专待招安”的投资模式，是由其善于在社会夹缝中投机钻营的人生态度决定的。先不说其前的脚踏黑白两道，买通朝野之间，他在杀了阎婆惜畏罪潜逃期间，在白虎庄与武松二度相遇，分手之际，曾有一段推心置腹的长谈：“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第三十一回）宋江之后的南宋时期曾有民谚：“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庄季裕《鸡肋编》）宋江看来是早得个中三昧的。由此也可看出宋江所独具的投资远见。

然而，在大宋帝国的价值体系中，宋江无论怎样的背叛、造反、招安，都无法提供比朝廷更多、更高的东西。这些靠阴谋、手腕、投机取得的东西，仍然为世人所不齿。即使在厚黑哲学更为纯熟的“宣和六贼”那里，宋江等人也根本得不着便宜。招安之后的好汉们，经过讨田虎、破大辽、伐王庆、征方腊，一百单八将，十存二三，返京之际只剩下27人，而且衣锦还乡的宋江、卢俊义随即被奸臣毒死，吴用、花荣、李逵等人则成了殉葬品。宋江的这笔投资，真可谓成本高昂，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