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一个郓城小吏，文韬武略一无所长，何以能在梁山水泊控御众雄，何以能被朝廷招安东征西讨？施耐庵专门为其安排了一个情节，言其在江州脱险，甫上梁山之际，神秘地得到三卷天书。

遭到郓城县警察追捕躲在神厨里的宋江，似梦非梦之中，遇到九天玄女，一下子从逃犯、反贼成为“星主”，玄女称：“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星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勿忘勿泄。”（第四十一回）这哪里是神人对话，简直是庄严的“政治嘱托”。至于天书之内包含多少见识，囊括多少真理，是否真有吐纳宇宙之机，扭转乾坤之术，只有宋江知道。

故事很老套。《封神演义》的神魔鏖兵，能否克敌制胜，往往取决于谁能获得传世法宝；《三国演义》的军阀混战，是否师出有名，往往取决于谁先控制传国玉玺。宋江的三卷天书，如同西天佛国取来的三藏真经，胜似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列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书代表着神圣，代表着正统，代表着权威，代表着正义，代表着正确路线，代表着战无不胜，于是，天书的掌控者，就为自己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合法的、强大的外衣。

九天玄女的天书灵不灵呢？就是真理也要经过实践检验。不久就有了一次检验机会。小旋风柴进被困高唐州，宋江提兵营救，败给了会使邪术的高廉。遇到问题怎么办，天书当中找答案。宋江打开天书，第三卷上果然就有破解邪术之法。宋江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用心记了咒语并密诀，整顿人马，摇旗擂鼓，再次临敌。吴用远观敌阵，担心地说，高廉“恐又使此法，如何迎敌？”已经看过天书的宋江，胸有成竹，信心满满：“军师放心，我自有破阵之法。诸军众将勿得疑，只顾向前杀去。”宋江对高廉，天书对邪术，只经一个回合，宋江撇了剑，大败而逃。（第五十一回）

这部被宋江视为佛语纶音，当作最高指示，视为葵花宝典，当作造反指南的神秘兮兮的天书，在一个水平不高、能力不强、只会玩点邪术的高廉面前，竟然一败涂地，不堪一击。由此可见，九天玄女的天书，虽然来路不明且玄而又玄，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决不可能战无不胜。其实，这种天书原本就不是用来解决战争问题的，它只是宋江招摇撞骗，驾驭同侪的江湖骗术或神秘咒语。只是这天书到了宋江手里，尚未经过天书“梁山化”的论证过程，未及制造“寨情特殊”“水土不服”的借口，未及编排“结合寨情”“与时俱进”的谎言，一经战阵，露出马脚。这是天书本身的局限，还是宋江的教条主义？

由此可见，在《水浒传》的年代，就存在着“天书崇拜”。如果天书是初民的图腾，是部落的魔魇，不能排除人们会有些许的笃信或痴迷。如果天书只是旗号，只是骗术，那么，天书不过是愚弄芸芸众生的神祗或工具。金圣叹更直截地认为，天书之事根本不存在，由于只有天知、地知，宋江知、玄女知，极有可能是宋江蓄意玩弄的阴谋与权术。他就此发表议论说：“玄女而真有天书者，宜无不可破之神师也。……今偏要向此等处提出天书，而天书又曾不足以奈何高廉，然则宋江之所谓玄女可知，而天书可知矣。”又在玄女娘娘对“宋星主”的“政治嘱托”后面批道：“殊不知此等，悉是宋江权术，不是一部提纲也”。宋江按照天书“照本宣科”打了败仗之后，金圣叹又批道：“可知天书非玄女所授。”

应当说，在《水浒传》的世界里，存在着“天书崇拜”的肥沃土壤。聚义梁山的人们，除了少数朝廷的叛军降将，多是失意的底层官吏，无业的社会游民。这些文化不高、素质低下、浑浑噩噩、行尸走肉式的“好汉”们，没有理想追求，没有道德伦理，没有朝廷法度，只知打家劫舍，只知金银酒肉。这种精神世界极其贫瘠的人群，不仅极易为黑社会所利用，也极易为独裁者所利用。控御这类人群的手段之一就是“天书崇拜”。这“天书”中只要有江湖义气，只要有哥哥兄弟，虚拟一个“有道明君”，打造一幅“替天行道”，就会毫不费力地先是供大哥（宋江）控制，然后供皇帝（宋徽宗赵佶）驱使。

即使从文学上说，施耐庵先生编造了“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一章，也并没有给小说增加多少光彩。这部神秘的天书，在全部水浒故事中，并没有给读者留下多少印象，人们印象深刻的倒是林冲、鲁智深、武松等人上梁山之前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也许只因为这部天书，在120回本的某些章节中，在后人的创作中，故事不够，鬼神来凑，几乎成了惯例。不知是创作思维的枯竭，还是创作手法的贫乏，流风所及，竟然渗入社会生活领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似乎也热衷于从山体的裂隙中，从河滩的卵石上，甚至从域外的传闻中（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编造出诸如天书之类的东西，似乎他们传达了上帝的旨意，代表了神佛的精神，体现了时代的潮流，顺应了历史的规律，凝聚了广泛的民意，于是一应愚众，云集景从，匍匐在地，统统成为天书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