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名府 梁中书）

《水浒传》的年代，即北宋末期，地方政区的划分，与今天大相径庭。北宋的版图，较之今日，半壁而已。路相当于今天的省，路以下设府、州、军、监，如《水浒传》中的大名府、青州、无为军等。府与州虽属同级，地位略高于州。军作为一级政区，领县的与府、州同级，不领县的与县同级。由此可见，北宋时的府州官员，相当于今之地市干部。

在《水浒传》的世界里，要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大体有五种渠道，一是科举。依靠自己的天分与努力，考取功名。这是当时多数官员的从政正途。二是裙带。慕容彦达是徽宗皇帝慕容贵妃之兄，梁中书是当朝太师蔡京之婿，只因裙带关系，一个担任青州知府，一个主政北京大名府。三是拼爹。蔡京的九子蔡德章虽然无才无德，只因老爹身居高位，就能在鱼米之乡的江州谋取一个实职。四是亲族。高廉是殿帅府太尉高俅的叔伯兄弟，哥哥身为朝廷宠臣，弟弟就可把高唐州收入囊中。五是攀附。华州贺太守不过是蔡太师的门人，无非通过夤缘奔兢，谄媚邀宠，攀上了高枝，在西岳华山脚下，也作出了一片威福。

这五种渠道，除了科举，无论裙带、亲族、拼爹与攀附，要在当时混到地市级，都必须朝里有人。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某某官属于××帮，某某官属于××派这类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弊端。来路既已不正，从政可想而知。北宋末年，朝廷昏庸，奸臣当道，皇上好大喜功，骄奢淫逸；六贼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在这种“举国体制”之下，不问可知，地方官员几乎到了“无官不有根，无官不贪墨”的地步。比如，这梁中书，为了巴结老丈人，连续两年从大名府百姓身上搜刮10万贯金银财宝，作为蔡京的寿礼，名之曰生辰纲。（第十二回）青州知府慕容彦达，倚托妹子的势力，横行青州，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第三十二回）蔡九知府看中了江州钱粮浩大，人广物盈的油水，除了为官贪滥，作事骄奢，别无所长。处理宋江题反诗一事，对黄文炳言听计从，形同木偶。（第三十八回）高唐州知府高廉，倚仗高俅的势要，纵容小舅子殷天锡欺凌有丹书铁券护身的前朝皇族。施耐庵在描述高廉的恶行时，只用了“无所不为”四字，金圣叹为之作注说：“无所不为者，一辞不足以尽之之谓也。”（第五十一回）华州的贺太守，深谙“一朝把官做，便把令来行”的要诀，“为官贪滥，非理害民”，欺男霸女，坑害良善。九纹龙史进打抱不平，竟被他投入监狱。（第五十七回）

从《水浒传》的描写来看，在北宋末年的政坛上，实际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权力世家”或“政治家族”。最大的“权力世家”自然非皇族莫属。“宣和六贼”也无不构成或大或小的“政治家族”。这些“政治家族”之存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北宋帝国的政治、经济命脉，成了这个社会根本意义上的负面效应与耗散因素，危害着国家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金圣叹以高俅为例，深刻论述了“政治家族”的危害性。他指出：“高俅无所不为，犹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胡可限也？”何况高俅的伯叔兄弟，“又有亲戚”，又“各有其狐狗奔走之徒”，“又当各各无所不为”。“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馋吻，夺不可限之儿肉，填不可限之鸡壑，而欲民之不畔（叛），国之不亡，胡可得也？”

不得不承认，“朝中有人”与“为害一方”，至少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在皇权体制之下，官员的产生，当然不可能通过选举，实行的都是理所当然的“等级授职制”（马克思语）。即使是“等级授职”，在当时，也有选拔官员的相应程序，也有黜陟官员的必要制度。然而，在政治恶浊，朝政紊乱的情况下，即使焚膏继晷，皓首穷经，试图依靠自身的天分与努力，在官场上出人头地，谈何容易！当朝权贵为了保护和延续自身的既得利益，往往利用手中权力，轻而易举地为其子弟或亲族谋取令人艳羡的地位与权力，垄断了所有可能的政治资源。如果“朝里无人”，由于资源已被垄断，再优秀的人才，由于“编制额满”，“条件欠缺”种种借口，也只能湮没无闻，老死乡间。明代思想家李贽在评论《水浒传》时，曾说过这样几句话，“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无德无才者身居高位，有德有才者不得出头，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就是这样产生的。

对于轻而易举获得权力与利益的“官二代”，得来如此之易，何曾知道珍惜？于是，无论早先的“五陵少年”，还是后来的“八旗子弟”，甚至本书中的蔡德章之流，这些官员仗着朝中有人，或者搜刮百姓，或者贪黩官帑，或者膏粱纨绔，或者暴殄天物，以至于民怨沸腾，盗贼蜂起，金圣叹所谓“乱自上作”，真乃确论！

“朝里有人”的地市官员如此德性，“朝里无人”的地市官员，也有样学样，比如济州知府在进剿梁山时的无能、孟州知府在武松一案中的贪贿，也就不奇怪了。地市级官员如此，县级官员的尸位素餐、徇私枉法，如郓城、阳谷两位知县，一个纵放宋江，一个卖法西门，更无论北宋干部队伍中的都监、团练、都头、孔目等基层官吏的整体堕落了。倒也不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开封府审理林冲一案的孙定，倒成了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