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剧照）

近因撰写“水浒”系列随笔，对水浒人物的结局产生了兴趣。梁山旧人不用说了，招安之后，南征北讨，十存二三，凯旋回京，不仅未能衣锦还乡、封妻荫子，宋江、卢俊义被奸臣毒死，吴用、花荣吊死宋江坟前，结局是悲惨的。而作为梁山对立面的蔡京等人就不同了。

《水浒传》中的蔡京，其“事迹”是通过其儿子、女婿间接呈现的。他将一个“为官贪婪、作事骄奢”的混蛋儿子蔡得章安置在鱼米之乡的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任主官（即蔡九知府），因追查宋江反诗而招致梁山草寇劫法场（第三十九回）；他把一个颟顸无能、欲壑难填的女婿梁世杰（即梁中书）安插在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干“一把”，这位快婿果然不负所望，竟然（不止一次）从民间搜刮了十万贯金珠宝贝作为孝敬岳父的“生辰纲”（第十二回）。

（蔡京书法）

其实，蔡京的“政绩”远不止小说所载。据《宋史》，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右相），后又官至太师，封鲁国公，前后执政23年。“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丰、亨、豫、大”，“太平盛世”之象也。蔡京可能是“太平盛世”最早的发明家或倡导者。他不仅卖官鬻爵，而且糜费国帑，结果是，多年的和平环境被破坏，多年财富积累被挥霍。“（蔡）京每为帝言，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如今大宋发展了，钱多的花不完，应致力基本建设，打造朝廷形象。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尽显文化昌盛！“凿大伾三山，创天成、圣功二桥，……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而延福宫、景龙江之役起，浸淫及于艮岳矣。”竞呈经济繁荣！至于“两河之民，愁困不聊生……”那只是“发展中”的“问题”。帝制时代并非没有制衡机制，御史弹劾、大臣廷奏就是其一。大观四年（1110），御史张克公论奏蔡京之罪，“轻锡予以蠹国用，托爵禄以市私恩，役将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运花石。”然而，在权力一元化的体制下，之于徽宗皇帝，蔡京的歌颂盛世、粉饰太平，正中下怀。只是因为倒蔡风紧，皇帝才忍痛割爱，重复演出了朝加降黜，夕复原职的讽刺小品。

《水浒传》结尾并未提及蔡京的死所。冥冥之中似乎潜伏着某种规律性：前朝宠臣，即使罪大恶极，也不会作出处理。政权更迭之后，才可能拨乱反正。秦桧、和珅如此，蔡京也不例外。靖康元年（1126），新皇终于对其采取了组织措施。《宋史》的记载是：“钦宗即位，边遽日急，……天下罪京为六贼之首，侍御史孙觌等始极疏其奸恶，乃以秘书监分司南京，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今广东韶关）、儋（今海南儋州）二州。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死，年八十。”朝廷对这个祸国殃民的大贪巨恶，只是贬窜流放，并没有明正典刑。民众对这个处理结果自然不满意。就是官史也说：“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宋史》

倒是一则宋人笔记解决了群众的情绪问题。“初，元长（蔡京）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类，问知蔡氏，皆不肯售。至于诟骂，无所不道。州县吏为驱逐之……后数日卒。”（王明清《挥麈后录》）蔡京被流放韶、儋二州，路途遥远。从东京（今河南开封）至潭州，已行三千里。当百姓闻知他就是奸臣蔡京，一粒粮、一棵菜、一杯茶也不卖给他，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个曾经位极人臣、权倾朝野的贪官不禁感叹道：“京失人心，一至于此。”最终病困交加，饥寒交迫，饿毙于途。临死前，他还填了一首《西江月》：“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然而，此时处理蔡京，为时已晚。蔡京倒台之日，也正是北宋亡国之时。蔡京终于将北宋王朝送进了坟墓。翌年，金兵攻占首都，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终于灭亡。

这首《西江月》，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另有版本，不过文字之异。有人对这段记载提出异议，蔡京调研，也会前呼后拥；蔡京开会，也作重要讲话。但在没有电视与网络的年代，尽管路途三千里，人们怎么可能认识他？蔡京流放之年，已是髦耋之人，怎么可能亲自上街采买？宋人笔记反映的无非是一种民意，尽管有些言过其实。蔡京的结局与沿途的民意，让人重温了这些常识：人民群众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公职人员只是社会财富的消费者；百姓养活了官员，而不是官员养活了百姓；官员是百姓雇来的社会公仆，百姓是官员存在的衣食父母。有一段联语云：“ 一锄锄一筐筐一担担尽入官员腹内；一杯杯一碗碗一盘盘皆出百姓身上。”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其实，这些思想在比北宋更早的唐代柳宗元就曾阐述过。官员在位之际，为民谋利，恪尽职守，是其本份；贪污受贿，祸害百姓，即其罪恶。一旦东窗事发，穷途末路，很难得到百姓的怜悯与宽恕。一个危害社会、榨取百姓的官员，一旦锒铛入狱或解职罢官，作为政权等于切除了毒瘤，作为百姓等于消灭了蛀虫。当此之际，百姓怎么可能拿出血汗钱去营养毒瘤或饲养蛀虫？

然而，近日一则报道，似乎颠覆了这些常识，江苏阜宁县就十分大度而仁慈地开始饲养蛀虫，该县正式下发文件，61名判刑人员将在刑满后重新进入机关纳入编制。这些人多为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领导，且全是因受贿罪被判刑。文件规定，这些人入编后或不上班吃空饷或提前退休，退休后享受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生活、医疗待遇。尤其荒唐的是，他们的刑期也计入连续工龄。（2012年8月9日《南方周末》）由此可见，这些被判刑的官员，服刑期间如同“停薪留职”；刑满之后如同“恢复待遇”。

这很有与时俱进的味道，也很有人性执法的风采。按照这份只印了10份的“阜政办发[2009]152号”文件的基本精神，蔡太师作为国家领导人，不仅应当恢复其级别，而且应当保障其待遇。有了这样的政策，也就创造了与潭州故事截然不同的新模式，那就是对于贪官，人民不养政府养。假如当时就有这样的好政策，蔡太师怎么可能饿死在潭州道中。在这里，兔死狗烹、同病相怜这些词显然不能用，不妨改一则“文革”新闻标题，毕竟是“为了61个贪官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