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动物农场》随记之一

一般地谈口号问题，概念比较宽泛，不易把握，把范围缩小一点，只谈“动物农场”的口号。这个“动物农场”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部小说的书名（《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孙仲旭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内容只涉及动物世界，应当没有多少敏感或违碍之处。

鉴于动物们在曼纳农场受压迫的处境，德高望重的公猪“老少校”留下遗言，只有通过起义或造反才能改变命运。一个偶发的因素，起义发生了，动物们驱逐了以琼斯先生为代表的人类的压迫，从而获得了解放。动物们缅怀“老少校”，因为它的遗言为起义提供了智力支持与精神动力。

“老少校”的遗言，是一套话语体系，一个理论范畴。然而，由于内容过于丰富，思想过于深刻，不好记忆，于是，起义的三个主要领导者——三头年轻的公猪斯诺鲍、拿破仑和“尖嗓”，将“老少校”的思想，进行了阐发与概括，称为“动物主义”，并简化为七项条款——“七诫”。限于动物的智力，“七诫”仍然不好记。斯诺鲍只好再把“七诫”简化为一句口号：“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它认为，这句口号概括了动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正如任何思想体系简化为口号，都可能产生歧义一样，这个口号当即受到鸡、鸭、鹅等禽鸟的反对，它们认为自己也是两条腿。斯诺鲍只得费力地作出解释，“禽鸟的翅膀是推进器官，而不是用来持物，因此应当被看作腿。”虽然这种“弯弯绕”式的解释总算被禽鸟接受，但在理解上，总是不那么一致。

口号的内容不仅会有歧义，口号的作用有时也会失真。这一口号刚一颁布，似乎绵羊们特别拥护，它们刚刚会背，就“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地咩咩不停，但这并不等于它们多么深刻地领会了口号的精神实质，只是起哄架秧子而已。起义胜利不久，阴险的伯克夏公猪拿破仑发动了政变，篡夺了动物农场的领导权，赶走了昔日的战友斯诺鲍。它掌权之初，就宣布废除大家共同商定的民主程序，因而激起四头小猪的反对。正在这时，绵羊们竟然不合时宜地咩咩大叫“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会议议程遭到破坏，加之九条恶狗的淫威，拿破仑的提议因而得逞。拿破仑背离了“老少校”的遗志和动物主义原则，宣布与动物的敌人做生意。面对拿破仑的倒行逆施，绵羊们并未表达对动物主义的坚持，它们大吵大嚷地喊叫“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只是没有内容的喧哗而已。拿破仑宣布废止演唱体现了动物主义精神的《英格兰牲畜之歌》，绵羊们仍然没有表达任何的不满与抵制，会场内只是充斥着“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咩咩噪声。口号的作用失真了。这群愚氓般的绵羊，尽管它们比其它动物更加起劲地呼喊着、重复着体现了动物主义的口号，但是，几乎所有背离这一精神的行为，却都是在口号声中进行的。

　　口号的作用不仅可能失真，口号的原则似乎也不坚定。一种口号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除了形式的简洁鲜明，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精神与原则的坚定。而这些精神与原则，不仅是经验的概括，甚至是生命的凝结。即以“四条腿好，两条腿坏”这句口号而论，它不但体现了“老少校”一生的斗争经历，也是动物们在起义和反复辟斗争中鲜血凝成的代价。精神应当是不朽的，原则应当是坚定的。当一个口号的精神和原则发生异变时，即意味着生活本身已经质变。由于政变后的拿破仑生活上日益腐化与堕落，政治上日益专制与残暴，动物农场虽然战胜了外敌的入侵，然而，其内部已经演变。这些掌权的四条腿的猪猡们，终于有一天模仿起它们的宿敌——人类，竟然用两条后腿直立行走。这些原本生活在猪圈里的畜生们，竟然与先前的敌人——人类把酒言欢，在窗外偷窥的动物们，惊异地“看看猪又看看人，看看人又看看猪，已经无法分清哪是人，哪是猪了”。在这种情况下，“四条腿好，两条腿坏”这个原则还能有什么意义，它们将“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修改为“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并非实质，其实质是，“动物农场”已经改回起义前的“曼纳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