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可以有秦始皇，决不可能有秦终皇？考察历代王朝的年号，有建元、本始、建兴、始元、建始、开元、正始、建初、皇始、正元、泰始，都是有始无终、有元无后、有本无末、有建无毁、有兴无衰，总之是有头无尾，想法很一致，都想永远执政。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千万世，传之无穷。”（《资治通鉴》，中州出版社，2003年，页59）这说明，秦始皇原本就没打算“剧终”。尽管比他更早的古人曾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译注》，齐鲁书社，1985年，页835）的告诫，他怎么可能听进去。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爱好权力，犹如好色。”人的生存、生殖欲望有限，而人的权力欲望无限。（《权力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P3、216）几乎每个统治者都充满了权力欲。在秦始皇看来，“传之无穷”是第二选择，“长生不老”才是第一选择；“长生不老”是亲自干，“传之无穷”是让子孙干，毕竟差了节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孜孜以求，念兹在兹，又是选童男童女，又是寻不死之药，甚至派遣徐福，东渡蓬瀛。然而，不仅他自己天不假年，他的王朝也二世而亡。

齐景公比秦始皇早200多年，也有永远执政的奢望。某次，景公与诸臣在泰山之阳畅饮，俯瞰齐国大好河山，自感年华已逝，不禁伤感地说：“寡人将去此堂堂国者而死乎！”三位侍臣也陪着国君感伤落泪。不想在此时，晏子却不合时宜地仰天大笑。景公十分不悦，责问晏子为何发笑。晏子说，我今天看到一位怯君、三位谀臣，不禁发笑。晏子说：“夫古之有死也，令后世贤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页436。以下同书引文只注页码）的确，“盛之有衰，生之有死”，为“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乃“古之道也”。人之生死，代际轮换，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此以来，才能使贤者、智者崛起，才能使恶者、愚者消逝。他反问景公，如果古代的圣王都长生不老，假如齐太公（齐国的开国领袖，即姜子牙）活到今天，您怎么会作为国君在这里悲伤呢（“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国而哀之”）？如果说老了怕死是胆怯的话，那么，陪着国君落泪就是谗谀了。一怯一谀，怯谀相聚，岂不可笑。

害怕衰老，害怕死亡，对于常人来说，是人之常情。作为领导人想着永远执政，齐景公、秦始皇二人是公开宣布，亲口说出。但在许多帝王都是由谀臣代为表达的。乾隆皇帝50大寿，纪晓岚撰联颂扬说：“四万里江山，伊古以来，几见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从今而后，还有九千九百五十年。”弘历看后，大加“称赏”（《柳弧》，中华书局。2002年，页13）。乾隆皇帝50岁时为公元1760年，今年（2018年）应为大清乾隆纪年283年，弘历在世应为308岁高寿。按照纪晓岚的算法，目前距弘历驾崩还非常遥远，还要再等上9692年，何况“万寿”依然“无疆”！纪晓岚是乾隆皇帝的奴才，为主子拍马屁情有可原。但在21世纪的中国，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弘历的爷爷康熙大帝，竟然“还想再活五百年”。倘把这虚数实计，同样也很可怕。玄烨驾崩时是公元1722年，再活500年就是2222年。这意味着，从现在起，还有几辈子的人都要笼罩在康熙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脑袋上还要长期留着猪尾巴。只是，这插曲的歌词是今人写的，作为21世纪的文明人，为何仍然津津有味地咂摸着当奴才的滋味？

回头再说齐景公。他当然希望长生不老，即使其寿不永，也希望姜氏基业世代相传。景公一次和晏子在淄水岸边漫步，喟然长叹道：“呜呼！使国可长保而传于子孙，岂不乐哉？”（《晏子春秋集释》，页59）秦始皇“二世、三世至于千万世，传之无穷”的想法，是否受此启发不得而知，总之，还是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只是景公不是乾隆，晏子不是纪昀，因此没有出现后者大拍前者马屁的戏剧场面。相反，晏子作为一位政治家，抓住时机指出了景公执政的利弊。晏子指出，成为贤明的君主不是没有条件的，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不是没有前提的。就君王来说，长期以来，君王的施政导致了国家混乱，君王的行为背离了百姓愿望，君王今日要永远执政，还想世代继承，不是很困难吗（“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虚至．今君以政乱国，以行弃民久矣，而声欲保之，不亦难乎”）！（同上书，页59-60）

他首先向景公阐述了一条政治原则，长期执政，要长期善政；长期执政，要善始善终。他指出，诸侯林立，谁能始终实行善政，谁将成为霸主；学子同窗，谁能持之以恒，谁就师范群伦（“诸侯并立，能终善者为长；列士并学，能终善者为师”）。由此可见，能够长期执政的，只能是善始善终的政治家（同上书，页60）。他特别列举了景公先祖齐桓公的例子。桓公执政之初，“任贤而赞德”，“亡国恃以存，危国仰以安，是以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然而，齐桓公的晚年，却放松道德修养，陷于骄奢淫逸，精神沉溺于享乐，决策受制于佞臣（“怠于德而并于乐，身溺于妇侍而谋因竖刁”），以致“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最终“身死乎胡宫而不举，虫出而不收（身死胡宫无人知晓，尸体生蛆无人收殓）”。（同上书，页60）作为执政者，个人如此，组织同样如此，这即是“窑洞对”提出的那条“政治周期律”。晏子接着指出：君王现在视百姓如寇仇，政治腐败，民心离散，必然危及百姓。如今又对民众滥肆搜刮，对臣下横加诛戮，恐怕危险很快降临到自己身上。最后，晏子也为自己留出了避险之道，“婴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则持节以没世耳。”（同上）应当说，晏子对景公的提醒与警示是由衷的。

齐景公或秦始皇他们无论追求“躯壳长在”，还是追求“精子遗传”，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始终把江山与政权视为他们一家一姓之私产。作为私产，一旦到手自然不肯易主。而历史上每一次易主，每一次“变幻大王旗”，都是血流成河、你死我活。至于在这座江山之上，这个政权之下，人民群众如何流离失所，啼饥号寒，如何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他们无关痛痒，置若罔闻，他们在乎的只是手中的国玺与权柄。恩格斯100多年前曾经论述过阶级和国家机器的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页197—198 ），毛泽东在建国前夜也论述过政党与国家的死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页1357）齐景公或秦始皇作为奴隶主阶级或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不能要求他们也懂得这样的道理。几千年来，历代的统治者，不论宣扬“君权神授”、“皇权天授”，还是虚伪的“政权民授”，统统不过骗人的把戏，其奥旨不过是掩盖其“公权私有”的狭隘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