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死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500年）。晏婴去世时，齐景公把玉器放在晏子的遗体上，痛哭流涕，大放悲声。臣子劝他：“这不合礼仪了。”齐景公曰：“安用礼乎？昔者吾与夫子游于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听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则亡，何礼之有？”（《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页519。以下同书引文只注页码）那时没有权力制衡，他感伤的是再也听不到晏子的批评了，很有些唐太宗“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的感伤意味。

晏婴效力于齐国政坛半个世纪，辅佐了灵公、庄公、景公三代领导核心，一生廉洁正直，既有治国长才，又有理政之道，被后世誉为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除了因谏阻庄公决策受挫短暂辞职的几年外，他始终是齐国政坛的主导力量。晏子在治国问题上，经常向景公提起其先祖齐桓公。这是因为在齐桓公身上隐藏着双重密码，既有重用管仲、叔牙等政治家，从而九合诸侯、成就霸业的辉煌前期；也有重用竖刁、易牙等马屁精，以致众叛亲离，尸臭生蛆的悲惨晚年。如此以来，晏子对景公反复提出警惕奸佞的问题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英明果决的统治者重用正臣，暴戾颟顸的统治者豢养佞臣，平庸自大的统治者则是正臣、佞臣兼收并用。春秋时期，君臣关系不是那么森严。一天夜里，齐景公独饮无趣，让人抬着酒肴来到晏子门前，却被晏子所婉拒。晏子说，如果不是诸侯生变，国家出事，国君不宜晚上来找相国；景公只得转向司马穰苴门前，也被司马婉拒。司马说，如果不是诸侯生战，大臣生乱，国君不宜晚上来找将军。景公无奈，只好转到大夫梁丘据家中。梁丘据竟然左手操瑟，右手持竽，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景公发表酒后感言：“微此二子者（指晏子、司马），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指梁丘据），何以乐吾身？”（页319）君子就此评价说，景公忠奸并蓄、正佞共用，“仅得不亡”而已。（同上）尽管齐国也有梁丘据等个别佞臣，但他们并不能左右政局。这一方面证明齐景公并非彻头彻尾的庸主，也说明齐景公这一届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

晏子的时代，没有忠臣、奸臣的分类，更没有马屁精这样的俗称。对这类官员，晏子通常称为“佞人谗夫”。《晏子春秋》中多次提到这一话题，最直接的是“景公问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对以愚君所信也”和“景公问治国何患，晏子对以社鼠猛狗”。两则问答都在第三卷的“内篇问上”。前者直接询问佞臣与国君的关系，后者问的是何者为治国之患。在这些对话中，提问者都是齐景公，答问者都是晏平仲。

在前一问答中，涉及的角度比较多，择其要者而述之。晏子对“佞人谗夫”有一个大致素描，一是示人以假。这些马屁精，“明言行之以饰身，伪言无欲以说人”，言词浮华只为美化自我，假话成瘾只为取悦他人，目的是愚弄领导人以骗取信任而已（“愚君所信也”）。二是攀龙附凤。这些佞人谗夫，“严其交以见其爱；观上之所欲，而微为之偶，求君逼迩，而阴为之与。”察颜观色，探听领导人之癖好，投其所好，曲意逢迎；低声下气，仰人鼻息，甚至讨好领导人之亲眷，跻身领导人之亲信，以阴结私谊。三是私欲极重。“内重爵禄，而外轻之以诬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伪廉；……傲禄以求多，辞任以求重”，他们以轻视俸禄的手段捞取更多的俸禄，用辞去官职的办法谋取更大的官位，满嘴毫不利己，实则毫不利人；满嘴专门利人，实则专门利己。四是言行不一。在他们嘴里，“非誉乎情，而言不行身”，诽谤、赞誉都不合实情，他们的豪言壮语从不会见诸行动。五是挑拨离间。“涉时所议，而好论贤不肖。”说三道四，飞短流长，制造矛盾，挑起事端，乱中取利而已。……（页227）

在另一次对话中，景公问晏子，治国最怕什么？晏子答以“社鼠”。“社鼠”就是领导人身边的佞臣。为什么是“社鼠”呢？晏子这样解释：“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薰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页196）晏子感叹道，一国之内，也有这样的“社鼠”，对内他们蔽善扬恶，欺骗领导人，对外他们狐假虎威，欺压百姓，不清除他们，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清除他们，又怕影响到领导人的声誉。“外篇第七”中也有一篇问答，标题更为直接——“景公问治国之患，晏子对以佞人谗夫在君侧”。（页466）主旨与上篇近似。讨论中，景公与晏子二人险些发生争执。景公问的也是“治国之患”，但晏子回答的不是“社鼠”，而是领导人身边的“佞人谗夫”。他认为，这些人往往与贤臣作对，与小人结党。他们才是国家的潜在威胁。景公不解：这些人虽然不是好人，怎么会是治国之患呢？晏子回答，因为领导人常常把这些人当作耳目与参谋。有他们在身边，就会遮蔽领导人的视听，干扰臣僚的施政，怎么不是治国之患呢？景公说，既是这样，把他们除去不就行了。晏子回答，你根本做不到。听到这话，景公很不高兴，认为晏子小看了他。晏子解释道，这些人能混到领导人身边，必有过人之处。他们是“两面人”，把“大奸”藏匿于内，把“小忠”示之于外，阳奉阴违，面从腹诽，大奸似忠。在内部，他们一方面承旨奉迎，投领导人之所好，尽显忠诚顺从；另方面，他们翻检旧账，整治领导人不喜欢的贤臣。在外面，则狐假虎威，贪得无厌，以捞取财富。晏子指出，这些佞臣费尽心机接近中枢，目的就是以权谋私，而不可能尽忠行义。因此，晏子告诫说，这种人是很难识别的。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问题，“佞人谗夫”即马屁精是专制政体的伴生物。在公民选举、司法独立、媒体自由、权力制衡的民主政体之下，马屁精并没有多少生存空间。即使在专制政体之下，也不尽然，这从唐代政治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唐太宗一朝与唐玄宗前期，朝廷之上基本上都是正臣直士、干臣能吏。唐玄宗后期才出现了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奸佞。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马屁精的出现往往与独裁者的权力指数与昏庸指数成正比。哪个朝代马屁精成群结队、马屁熏天，意味着当时的独裁者其权力指数与昏庸指数居高不下。哪个独裁者大权独揽、政治昏愦，哪个朝代的马屁精也就如雨后毒蕈、层出不穷。

齐景公虽然平庸昏愦，碌碌无能，但他毕竟没有执迷不悟。《晏子春秋》最后一篇，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件（一般认为，这篇记述属于后人伪托，但不失借鉴意义），晏子去世17年之后，景公酒后与大夫们射箭。景公射箭脱靶，大夫们却众口一词，竞相喝彩。景公扔掉弓箭，满脸不悦。大夫弦章入内，景公对他说：“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尝闻吾不善。今射出质，而唱善者若出一口”（“自从我失去晏子，到现在十七年了，从未听到批评我的声音。今天我射箭出靶，群臣却同声一辞，竟相谄谀”）。弦章对曰：“国君喜好穿着，臣子就讲究服饰；国君喜欢饮宴，臣子就讲究美食。尺蠖吃黄色食物身体就变成黄色，吃绿色食物就变成绿色。国君不会受用这些谄谀之词吧（“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夫尺蠖食黄则其身黄，食苍则其身苍。君其犹有食谄人言乎”）？”景公顿悟道：“善。吾不食谄人以言也（好，我不会接受那些马屁精的话的）！”（《晏子春秋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页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