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公元前578-公元前500），名婴，字平仲，莱之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晏婴曾在灵公、庄公、景公三任国君任内担任要职，辅佐齐国国政40多年，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司马迁修《史记》，专设“管晏列传”，记述了晏婴的事迹。司马迁对晏婴的评价很直接，称他在生活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对自身与家人要求很严格；在政治上，“危言”“危行”、“顺命”、“衡命”，是一个极具独立人格的政治家。司马迁甚至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卷62，中华书局，1959年，页2137）

春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现在的上下级关系很不相同。当今之世，做下级的，要么顺风承旨，要么溜须拍马，即使恶贯满盈，千夫所指，也决不会主动辞职。当时的上层社会，虽然不乏谗佞之徒，但却不缺骨梗之士。晏婴在齐国身居高位（曾为相国），竟然先后三度辞职，原因非常一致，都是因为谏诤君主未被采纳而撂挑子。他所发挥的作用，决不局限于唐代的“右补阙”、“左拾遗”，更没有“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哲学辩证，他以先贤齐桓、管仲的施政为镜鉴，对君主政治实践的错误与失误，有建言、有谏诤、有批评、有变通、有抵制，但却不包括维护、顺从、献媚与谗佞。

晏婴的三度辞职，并非因为仕途不顺或心血来潮，而是康德式的道德法则。他曾与晋国政治家叔向谈过他的从政理想，他认为，辅佐明君就要尽心竭力、死而后已，力有不逮就应自动引退，决不冒支俸禄（“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没其身，行不逮则退，不以诬持禄”）。辅佐庸主则要独善其身、顺应自然，力有不能就要辞职离去，决不阿谀招祸（“事惰君者，优游其身以没其世，力不能则去，不以谀持危”）。总的原则是，可上可下，可进可退，进而为官，不失其忠：退而为民，不失其行。（《晏子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200）

晏婴第一次辞职发生在公元前551年。齐庄公不听晏婴劝阻，执意收留晋国叛臣栾盈，并将其派回晋国策动叛乱，继而兴兵伐晋。晏婴不同意齐庄公的决定，他指出，不能爱护本国百姓的，也不能威服境外的敌对势力（“不能爱邦内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无视人民生命疾苦的，也不能禁绝危害国家的邪恶势力（“轻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国之邪逆”）。贪心不足、欲壑难填的必有危险（“得合而欲多者危”），放纵物欲、意态骄横的必有困厄（“养欲而意骄者困”）。崇尚武力，轻动兵戈，攻打盟主，就会给君主带来忧患。（《晏子春秋全译》，页117、119）对外事务是国君的专属权力，自然不能听从晏婴说三道四。晏婴见庄公一意孤行，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他回到家中，首先处理家产，该缴公的缴公，该变卖的变卖，然后，义无反顾，徒步出城，一路东行，在东海之滨开垦一块田地，以躬耕度日。几年后，果然国内发生动乱，庄公被崔杼所杀。

此后两次辞职，都发生在齐景公任内。一次是因为用人问题。景公任内，曾经一度任用溜须拍马的官员，以致无功者受赏，无辜者受罚。其实，任何朝代的任何统治者，无不喜欢感恩戴德的阿谀逢迎之人，景公也不例外。晏婴对景公说，我听说明君仰慕圣人并信奉其教诲，没听说听信谗邪奸佞而决定赏罚的（“臣闻明君望圣人而信其教，不闻听谗佞以诛赏”）。现在，内宠的妻妾争权夺利于国都，外宠的官员巧取豪夺于地方，执法官吏更是苛虐百姓（“内宠之妾，迫夺于国；外宠之臣，矫夺于鄙；执法之吏，并苛百姓”）。他们隐瞒实情，文过饰非，欺骗蒙蔽君主，即使是至圣明君，也难胜过那些谗佞虚伪的小人（“隐情奄恶，蔽谄其上，故虽有至圣大贤，岂能胜若谗哉”）！我听说古代的士人，向国君进谏，可从，就进献忠言；不可从，就退而归隐。现在我只好请求离开这里了。”于是他挥鞭策马离开了都城。景公赶快命韩子休追赶晏子，景公对晏婴说：“寡人麻木不仁，未能听从教诲，以致如此。先生如弃国而去，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晏子听景公这样说，只好拨马返回。晏子的随员不解地问：“刚才离开为何如此之快？如今返回为何又如此之速？”晏子说：“个中道理你不明白，景公的话太令人感动了！”（《晏子春秋全译》，页19-20）

晏婴在景公任内第二次辞职，是因为国君不恤民生。那一年，淫雨连绵达17天之久。景公居然日以继夜，饮酒作乐。他不仅拒绝了晏婴给百姓发放救济粮的三次建议，反而派人到全国各地搜寻能歌善舞之人。见此情景，晏婴心中不快，他把家中粮食分给灾民后，徒步进宫拜见国君。他十分严肃地劝告景公，半个多月了，房屋倒塌的，每乡都有数十幢；没有饭吃的，每里都有好几家（霖雨“十有七日矣，坏室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男女老弱，天寒地冻没有弊衣御寒；饥肠辘辘没有粗食充饥（“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他批评景公，作为国君，却“日夜饮酒”，“致乐不已”，在宫廷里，甚至马吃国库粮，狗喂牛羊肉，三室妻妾，锦衣玉食（“马食府粟，狗餍刍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这不正是后人杜甫笔下“朱门酒内伤臭，路有冻死骨”的凄惨景象么！晏婴问景公，如此这般，对狗马妻妾是不是太优厚了，对平民百姓岂是不是太刻薄了（“狗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晏婴表示，我供职公府，管理国事，眼见百姓饥寒交迫，求告无门，而国君却沉缅酒乐，无视百姓，我这罪过太大了。于是，他拜过国君，请求辞职，离宫出走。景公见状，急忙追出宫门，道路泥泞，追赶不上，又命人驾车追赶。终于追上之后，景公首先对晏婴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过失，希望晏婴从国家、百姓的立场出发，赶快回去履职，并明确表态，同意打开国库，救助百姓，分配多少，如何分配，全由晏婴决定（“寡人有罪，……夫子不顾社稷百姓乎？……寡人请奉齐国之粟米财货，委之百姓，多寡轻重，惟夫子之令”）。由于景公的恳请，晏婴才同意回到都城。齐国随即开始了全面的赈济救灾工作，同时在宫中禁止奢侈，避免浪费，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挽回民心。（《晏子春秋全译》，页10-11）人们无法想象，春秋时期竟然存在这样一种君臣关系。自秦始皇建立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制度以后，任何朝代再也不曾出现这种相对独立、平等、和谐，类似朋友、伙伴、同事关系的君臣关系。人们看到的是汉、明君主对于朝臣的杀戮与廷杖，看到的是满清朝廷对于朝臣的贬责与羞辱，相比之下，唐宋帝王似乎算不上怎么严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