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金圣叹的观点，《水浒传》有一个著名的叙述基点，即“乱自上作”，这个基点不仅是大胆的，也是正确的。然而，作者在书中对包括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在内的所有犯上作乱的“梁山好汉”无条件地予以赞赏，无疑是偏颇的。这往往给人一种印象，一切反对、破坏现有秩序、既定结构的社会行动或社会手段都是值得肯定和歌颂的。这当然是统治阶级所忌惮、所恐惧、所厌恶、所不能接受的。正因如此，此书问世后，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曾将其作为禁书，就不奇怪了。不幸的是，许多后人竟然跌进了施先生的窠臼，从全面肯定农民起义到全面肯定梁山“好汉”，从而陷进了“历史”真实与价值评判的误区。

在《水浒传》的文本中，黄文炳是作为反面人物描写的，这是由施耐庵的政治立场决定的。在“浔阳楼宋江吟反诗”一节，作者既然以“扬宋”为导向，必然以“抑黄”为结点，如同罗贯中作“三国”，欲“扬刘”必然“抑曹”一样，《水浒传》也给黄文炳加上了许多政治脸谱，加以妖魔化，如黄文炳如何“阿谀谄佞”、“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这些都属于道德评价的范畴，而且是人们深恶痛绝的官场恶德。作为读者，如果我们不是站在作者立场，而是抛开这些基于特定立场的道德评价，或者换个角度，即站在大宋朝廷的立场看问题，这个黄文炳，不仅不是一个反面角色，甚至可以说还是一个讲政治的优秀干部。

为方便叙述，应当对“讲政治”的概念作出界定。过去搞“三讲”，曾经有过一些说法，“讲政治”至少包括政治坚定性、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这样几个方面。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黄文炳的行为试作分析。

先说政治坚定性。书中的黄文炳任职无为军通判，宋时的通判一职，兼有行政与监察职能，类似于今天地市一级的副书记兼纪律书记，苏东坡就曾任过杭州通判。通判作为朝廷直接委派的官员，自然要为朝廷负责，要与朝廷保持一致，即使在今天，这也是政治坚定性的具体表现，这与现在地方官员的思维逻辑没有什么不同。江州知府蔡德章之父蔡京，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作为邻近州郡的地方官员登门拜谒，即使有意对蔡九知府多所接触，也应视为主动接近权力中枢，这对于了解中央精神，掌握全局动态，维护中央权威，岂非也多了一扇方便之门？因此对黄文炳与蔡九知府的接触，无可厚非。黄文炳作为公职人员，对宋江题写反诗这类有可能危害社会、破坏和谐的“动乱因素”、“敌对势力”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并在权限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政治行动，正是地方官员的职责与本分，如果对这样的犯罪案件处置不当、侦破不力，才是公职人员的最大失职。明人李贽论黄文炳曾指出，“若畏事不言第保全一身一家，朝廷安用此人？”清人王望如对黄文炳的评价是，“出首反诗，上闻恩相，看破假信，律斩强贼，具见以义报国”，而这显然是对黄文炳政治坚定性的充分肯定。

再说政治敏锐性。黄文炳作为大宋帝国的地方干部，偶然在浔阳楼看到宋江题写的《西江月》与四句诗，能从诗词中嗅出不同的政治味道，此乃愚者不能，智者不为的本事。黄文炳从“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发现了不同寻常的政治动向，这种既能且为的本领，体现了黄文炳的政治敏锐性，而这一素质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具备的。如果不是对于大宋王朝的绝对忠诚，如果不是出于朝廷官员的基本操守，如果不是对于地方事务的恪尽职责，而是像宋江一样为朝廷要犯通风报信，或者像某些官员一样，颐指气使，养尊处优，冠盖云集，公文旅行，对于这种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众造反的“反动作品”，很有可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黄文炳的政治敏锐性，还体现在他对社会舆情的准确把握上。当他从蔡九家书中得知东京流传的“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的“顺口溜”，迅速与在江州题写反诗的宋江联系起来。由于宋江题诗实行的是“实名制”，从而省去了“跨省追捕”、“清查政治谣言”的许多麻烦。

后说政治鉴别力。黄文炳在浔阳楼闲观题壁诗，从中发现了宋江的反诗，只是黄通判的小试牛刀。在另外两个事件上则充分展示了他在政治鉴别上的长才。如果说他识破了宋江伪装疯癫，胡言乱语，试图掩盖罪责的情节相对简单的话，那么，在识破蔡京书信造假问题上，充分证明了他所具有的高超的政治鉴别力。尽管圣手书生萧让模仿苏、黄、米、蔡几可乱真，尽管玉臂匠金大坚金石篆刻声驰艺苑，黄文炳从蔡京父子通信何以不应使用名讳印信，法帖文字使用图章何以不应出现“翰林蔡京”的伦理与官场逻辑，从假相中探出真相，从现象中看出本质，从而破获了宋江同党戴宗勾结梁山贼寇，“通同造意，叛逆为党”的重大案件。

黄文炳不仅政治嗅觉上高人一筹，远非作为公子哥、官二代的蔡九知府可比，就是在执行能力上也堪称翘楚。比如，他在浔阳楼发现反诗之后，他的调查研究极其深入，采集证据极其到位。他通过酒保切实搞清了诗词作者的长相与题写时间，一面把反诗抄将下来上报有司，一面吩咐酒保“休要刮去”以保全证据。对于这一重大案情和重要案犯，如何上报东京，如何就地处决，体现了他有条不紊，当机立断的政治才干。作为一个曾经寒窗苦读圣贤之书的官员，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有宋一代文官简拔制度的有效性。在大宋王朝的基层政权中，如果有大批像黄文炳这样善于“讲政治”的干部，对朝廷忠心耿耿，政治上成熟敏锐，能力上精明强干，怎么可能出现民变蜂起，梁山作乱这样的局面。可悲的是，由于大宋王朝对干部保护不力，以致黄文炳竟然被长途作案的梁山强人凌迟与灭门。笔者无意为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翻案，换个角度作一论述，或者对激发人们的思考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