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减税”的思索碎片-安立志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税改”法案（其核心是“减税”），大约因为这个国家体量太大，竟然成了一个全球话题，扰动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

人们知道，“冷战”时期，“军备竞赛”曾长期主导世界格局；而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主要体现为贸易竞争。从表面看，美国的税改只是国内政策，为何却激起了全球经济的一片涟漪？而这恰恰体现了一体化了的世界经济。

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共和党人。历史上，共和党减税曾经有过成功的先例。同为共和党人的里根，在总统任内通过减税提振了美国经济，从而为赢得“冷战”奠定了基础。

美国的建国方案是以洛克、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洛克指出：“使政府受到损害的，并不是变质或衰败可能引起的现状的变更，而是政府的摧残或压迫人民的倾向，以及扶植一部分人或一个党派使之有别于其余的人民，形成突出的和不平等的地位这种做法。”（《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64年，页100-101）被美国人尊为“宪法之父”的麦迪逊指出：“在人类文明史上，我认为，比起暴力的和突然的篡夺来，那些当权者以缓进无言的侵蚀方式，剥夺了人民的更多自由。”（《里根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页174）这一论述与洛克的看法异曲同工。如何避免这些弊端呢？为了防止权力对于人民自由和权利的侵犯，美国的建国先驱在制度设计时极力主张权力的平衡与制约，而“在这个问题上，常常要求教和引证的先知是著名的孟德斯鸠。”（《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页246）正是因为孟德斯鸠提供了更加符合人类政治智慧与当时政治结构的设计方案，那就是“三权分立”。麦迪逊所指出的那种“缓进无言的侵蚀方式”，就其做起来冠冕堂皇，干起来理直气壮而言，没有比征税更方便的了。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涉及范围很广，其中就有关于赋税的论述。他指出：在征税问题上，“应该兼顾国家和公民两方面的需求。绝对不应该为了国家设想中需要而不考虑国民的实际需要而索取他们的财产。”（《论法的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246）这话如何理解呢？他作了详细的阐述，“设想中的需要是执政者感情欲望和虚弱的表现，是一种对离奇计划的诱惑力、是一种对虚荣的病态心理，从某种程度上对幻想的无力抗拒而产生出来的一种要求。”（同上）这种翻译过来的欧化语言，读起来别扭，理解起来也不容易。其实，它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为了满足执政者享受与虚荣的欲望与心态。极力追求奢华与排场，糜费公帑就不可避免。

公帑从哪里来？国家机器从来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要维持其正常或异常的运转，只能依靠征税，只能依靠搜刮民脂民膏，而赋税的本质不过是“由每个公民所提供的自己的财产的一部分组成的，用它来保证其余财产的安全或者说为了更好地享用这部分财产。”（同上书，页246）孟德斯鸠这句话看似平淡，其实涵义十分深刻。每个公民都合法地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公民的财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存自己支配，一部分上缴国家。上缴国家的这部分就是赋税。从根本上说，赋税同样属于公民所有。公民之所以把自己这部分财产作为赋税上缴国家，其目的是为了让国家用来“保证其余财产的安全或者说为了更好地享用这部分财产。”如果公民上缴的赋税并未用来保护公民其余的合法财产，甚至将公民上缴的赋税作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这样的政治体系显然已经发生异化，异化为与公民利益根本对立的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在这里，“取之于民”的财税，是否“用之于民”，已经不算什么大问题，更严重的是，赋税已经变质为公民自己花钱雇佣了一个反客为主、欺压自己的门卫或保安。这就是公民为什么应当增强纳税人意识，关注并监督国家赋税的用途和去向的基本原因。孟德斯鸠在书中分析了三种政体，而在此处却是泛指，这就意味着，类似弊端无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是可能存在的。

在一些税务机关的宣传资料与业务研究中，常常引用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甚至当作不可磨灭的税收名言——“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这句话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作“母奶”，见页452）这一引用可谓断章取义的极致。殊不知，马克思的这一名言，讽刺、鞭挞的却是资产阶级政府。原文是这样的：“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政府是镇压的工具，是权威的机关，是军队，是警察，是官吏、法官和部长，是教士。谋害赋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谋害秩序卫士，而秩序卫士是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不受无产阶级野蛮人侵犯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页94）“娘奶”也好，“母奶”也罢，马克思在这里指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任何政府都是人民的税款养活的，不是政府养活了人民，而是人民养活了政府。由此可见，那些所谓“吃×饭，砸×锅”的指控，不仅是荒唐狂妄的，而且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贡斯当，对于既要靠人民的“娘奶”来养活，又要镇压人民“母亲”的拿破仑政府，进行了激烈抨击，他指出：“人民不仅由于税负超出了他们的财力而痛苦，而且为他们所纳税款的用途而痛苦。人民的牺牲被用来反对人民。……人民纳税并没有使国内的公共秩序得到维护，相反，却使那些靠掠夺而自肥的宠臣们得以胡作非为，败坏公共秩序而不受惩罚。”（《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56-157）从不创造社会财富的政府机关，却从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手中征收税款，既是无偿的也是强制的，心安理得，成本低廉，“耗费国帑”、“崽卖爷田”自然不会心疼，出现滥税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贡斯当十分尖锐地指出了滥税的弊端——“滥税将会颠覆正义，败坏道德，毁灭个人自由。当局夺走劳动阶级维持生计的血汗钱，被压迫阶级则眼看着自己的血汗钱被夺走以使他们贪婪的主人发财致富，都会使衡平法在软弱与暴力、贫困与贪婪、匮乏与掠夺的斗争中丧失信誉。”（同上书，页156）然而，他的揭露与抨击，却根本无法动摇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根基。

这位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者，从理论上阐述了税收的双重性质，他说，“不管是哪种税赋，多少总有些有害的影响：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但它必须像所有必要的罪恶一样，尽可能于人无害。”（《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页156）贡斯当在这里对税收作出了一个极为简明精当的定义，税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即使是“必要的”，毕竟也是“罪恶”；虽然是“罪恶”，总归是“必要的”。贡斯当的清醒之处，是他发现了隐藏在税收后面的两个秘密，一是征税总是理直气壮的。“一些政府任意采取这些掠夺形式以减轻债务或增强财力，不是以必要性为借口，就是以正义为借口，总是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同上书，页150）二是征税如同吸毒上瘾。历史上的统治者横征暴敛无非为了三个目的，一是挥金如土，骄奢淫逸；二是争豪竞奢，满足虚荣；三是私相授受，扩充权位。这三个目的相互关联，互为条件。正因如此，有些人患上了征税“鸦片瘾”，征收的税种越来越多，征收的税额越来越高，控制的财源越来越大，“他们收取了大量赋税，便进一步想征收过多的赋税”（同上书，页255），只有这样，实现其私利时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在政治传统上，中国与欧美国家有很大不同，但在征税问题上，一些有识之士，似乎有着穿越时空的宝贵共识。公元前七世纪，齐国政治家管仲如此阐述他的税收思想：“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页51）晏婴比管仲大约晚了100年，其在齐国的政治地位与管仲大体相当。他在施政中，对齐国国君的税收政策多次予以批评与纠正。他批评国君在税收问题上，“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页1235）“斩刈民力，输掠其聚”，“布常无埶（政策多变），征敛无度”（同上书，页1416、1417）简直到了“赋敛如撝夺，诛僇如仇雠”（《晏子春秋译注》，齐鲁书社，1991年，页331）的地步。正是由于这两位政治家奠定的基础，纵贯整个春秋与战国时期，齐国在500多年的历史上，始终作为当时的大国与强国参与群雄逐鹿。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管仲被视为法家人物。即使作为当时批判对象的儒家，在历史上也是主张轻徭薄赋的。被历代统治者视为“主义”正宗的儒家，也奉行大体一致的思路。孔子的税收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颜渊》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中。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其中的“彻”是古代一种税法，即抽取十分之一的田税；“二”是指抽取十分之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已经成为体现孔子民本主义形象的著名论断。孔子税收思想的核心，是主张“民富”先于“国强”，“国强”要建立在“民富”基础上。孔子在接受鲁哀公垂询时，直接道出了他的施政目标，即“政在使民富且寿”（施政要使人民富裕而长寿）。他甚至为其指出政策途径：“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页150）这些政策主张，用白话来说，就是六个字：“少收税，不折腾”。季氏是鲁国权贵，当孔子得知弟子冉有为了攀附季氏竟然帮其搜刮增税，生气地说：“（冉有）不再是我的徒弟。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批评他（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战国末期的学者荀子，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他反复强调“民富”才能“国强”，所谓“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页175）“足国”指“国家富足”，国家只能在“节用”（“节减开支”）和“裕民”（“百姓富裕”）的基础上才能考虑填充国库。关于税收，他首先从正面提出问题，“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同上书，页177）然后，他又从反面进行了论述，“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国家衰败乃至灭亡）。”（同上书，页192）这个对比还是相当鲜明的。

在我国，从来不乏进步思想与提法的提出者，缺乏的总是躬行践履的实践者。古代典籍中，对于苛捐杂税的谴责数不胜数，这其中又以《苛政猛于虎》及《捕蛇者说》最为著名。“苛政猛于虎”文字不长，原文照录：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轼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页78）

有解者称，这里的“苛政”有二义，狭义的“苛政”为“苛征”，即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广义的“苛政”即人们熟知的暴政。这则典故很有名，已经产生了世界性影响。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名著《权力论》第十八章开门见山就引用了这则故事（《权力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页222），以此作为论述其“节制权力”的重要论据。

“捕蛇者说”篇幅较长，情节大抵是这样的。永州蛇害严重，许多人因蛇而丧命。由于蛇可入药，太医奉旨征蛇，因征蛇可充捐税，当地人都争相参与。“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柳宗元同情地说：“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不料，蒋氏竟然“大戚”，并“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在他眼里，缴税比毒蛇可怕多了。子厚先生感慨道：“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页455）

“文革”中经“御批”出版的《柳文指要》，提供了中唐时期一则“赋税账”，言及元和年间之“重敛”，为柳宗元此文提供了一分史证。接着，章士钊评柳文说：“此篇借题发意，总言赋敛之害，民穷而徙，徙而死，渐归于尽，凄咽之至。”（《柳文指要》，中华书局，1971年，页516）的确，按照古代经史子集的分类，出之经类的“苛政猛于虎”，官方位阶要高过属于集类的《捕蛇者说》。由于经类向为官方所认可，这其实为柳宗元的议论提供了保险系数。当然，《捕蛇者说》并非孔子言论的图解与诠释，柳子厚不过以之为根据，一抒久抑胸中之愤懑。《捕蛇者说》早已成为千古名文，具有独立的文本价值。它以看似舒缓的叙事方式，通过蒋氏之口，层层递进，生动形象地阐述了重重税负的盘剥、搜刮，致使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悲惨遭遇。它通过对“赋税之毒甚于蛇毒”的揭示，在客观效果上进一步强化了“苛政猛于虎”的主旨。

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巅峰，唐诗之所以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与唐代初期的统治者阔大的胸怀与恢宏的气度不无关系。即便在唐朝政权渐趋衰败之际，唐代文人仍然拥有相对宽松的创作空间，并不存在动辄“恶攻”、言则“妄议”的政治风险。正因如此，唐代文学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较少禁忌地反映社会的弊端与百姓的苦难。特别在“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百姓在遭受兵火、流离之苦，还要承受兵役、重税之害。一些具有民本主义思想与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诗笔之下就产生了不少反映百姓疾苦的诗章。唐末诗人杜荀鹤通过《山中寡妇》（《全唐诗》卷692）一诗，披露了赋税沉重、剥削残酷的社会现实。他写道：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

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丈夫战死疆场，她身穿粗布，头发枯黄，无依无靠，独守茅屋。桑树都砍尽了，还要缴蚕丝税；田园荒芜了，还要征青苗赋。饥肠辘辘，全靠野菜充饥。即便躲进深山，也无法躲避赋税和徭役。这首诗把百姓的苦难写到了极致。

南宋名臣、诗人范成大，是一位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文学家。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范成大进士及第，两年后出任徽州司户参军。这首诗即写于徽州任上。此前他曾写过一篇《催租行》，《后催租行》（《全宋诗》第41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1998年，页25788）可视为续篇。前者抨击的是催租者的无耻与贪婪，后者描写的则是百姓的艰辛与悲惨。全诗如下：

老父田荒秋雨里，旧时高岸今江水。

佣耕犹自抱长饥，的知无力输租米。

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放尽白纸催。

卖衣得钱都纳却，病骨虽寒聊免缚。

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岐两分首。

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

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该诗运用白描手法叙述了一位老农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示了苛捐杂税重压下的百姓生活。前面四句叙述了老农一家在秋霖成涝，田地被淹，食不果腹，无力缴税的境况。中间四句揭露新任地方官为了政绩，将朝廷免税黄榜视若废纸，逼迫贫病交加的百姓倾家荡产也要纳税的残暴行径。油水榨尽，税负未尽，农民只能卖儿卖女，充抵赋税。卖了长女，又卖次女，处境悲惨，无以复加。最后一句从字面上看似平静，实则寄寓着极大的愤怒。

《水浒传》被称为我国古典文学（其实仅限于明清话本或小说）“四大名著”之一。这部小说以北宋末年的社会生活为背景。由于作者生活在明代，其生活体验自然少不了明代社会的影子。在该书第十四回，吴用在策划劫持生辰纲时，感到人手不够，拟拉拢阮氏三兄弟入伙。吴用遂以买鱼为名来到梁山泊水边的石碣村。听阮氏兄弟说，在这附近已打不到大鱼，他们不敢梁山泊里去打鱼。经询问得知，梁山泊里驻着一伙强盗，渔民遭受着强盗与官府的双重迫害。哪种迫害更严重呢？阮小二的话道出了当时百姓对官税的看法：“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意指免交了官府的税费）。”金圣叹就此评论道：“十五字抵一篇捕蛇者说。”（《金圣叹批评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页303-304）有意思的是，《捕蛇者说》竟然在这里也出现了。其实，阮小二无非是讲虽然强盗带来了损失（“不打得大鱼”），但也避免了缴纳官税的损失（“省了若干科差”）。两害相权，前者为轻。不过，较之孔夫子的“苛政猛于虎”、柳宗元的“官税毒于蛇”的看法，施耐庵的批判锋芒还是柔和了许多。

在网上看到一则资料，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竟然是一个重税国家。人民公社制度是一个极重税体制，百姓税负古今罕见。在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期间，实际的田赋率，即征收公粮和低价征购余粮的比重，一般都在30%以上，最高时接近50%（1960年）。比较西汉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3.3%），唐朝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四十税一（2.5%），真是天壤之别。（盛洪《让国家间竞争起来》，2017年12月18日FT中文网）正是这种比封建皇权制度更残酷的横征暴敛，在和平时期、在正常年景，才会导致4000万同胞死于非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第四册，红旗出版社，1994年，页28），这是一场人类史上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悲惨人祸。与此同时，当时的宣传口号也是极其荒唐的，比如什么“舍小家，顾大家”、“先治坡，后治窝”、“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等等，这类背离常识与逻辑的灌输至今也未绝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何能在改革初期取得巨大成功，从实质上是一场减税改革，“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去年（2016年）我国经济界发生了一次有关“死亡税率”的讨论。据当时的报道称，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的水平。40%或30%的税负对企业而言即意味着死亡，这就是“死亡税率”的来历。在我国，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足以将大多数加工企业置于困境甚至死地。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的税负（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之比），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8.7%，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2014年到2015年，我国企业税负仍然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死亡税率”压死企业真相触目惊心！》，2016年11月16日中国企业网）。于此同时，网上又曝出我国几位著名企业家（包括港、台）曹德旺、郭台铭、李嘉诚转而投资美国甚至移民加拿大的新闻。由此可见，美国的减税政策的确对我国经济环境构成了重大压力，这也是有关方面抨击美国减税举措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指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页342）然而捐税毕竟是一种“必要的罪恶”（贡斯当语），没有赋税国家机器就不能运转。那么，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国家征税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后者孟德斯鸠已经作了回答，而前者在洛克的著作中也可找到答案。洛克明确指出：“人民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或者说，建立国家根本“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民福利。”（《政府论（下）》，页79、80）

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国家建立了，国家往往成为国民的异化之物甚至对立之物。赋税是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渠道。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就有一个“民富”与“国富”的问题。应当重视孟德斯鸠在270年前发出的冲天之问：“国家先以臣民贫困潦倒作代价而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而后实现自己的富裕呢？是第一种有好处呢？还是第二种有好处呢？国家是以富裕开始呢？还是以富裕告终呢？”（《论法的精神》，页250）之所以应当重视这一问题，是因为贡斯当这样告诫人们，“我们时代的许多财政官员也相信，国家的富足需要个人的倾家荡产。”（《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页150）

其实，孟德斯鸠的“冲天之问”，在孟德斯鸠出生前的两千多年前，我国的思想家就给出了答案。荀子指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集解》，页152-153）这段话大意是这样的：实行王道的国家使民众先富，实行霸道的国家使军队先富（如实行“先军政治”的东邻——笔者注），苟延残喘的国家使高官先富，行将灭亡的国家只是装满了自己的皮箱、塞满了自己的仓库。自己的皮箱装满了，仓库塞满了，而百姓却贫困了，……这样的国家，离垮台灭亡也就不远了。

1989年1月，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在告别演说中说：“‘我们人民’告诉政府，而不是政府告诉‘我们人民’该做什么。‘我们人民’是驾驶员——而政府则是一辆汽车。‘我们人民’决定它行驶的方向、道路与速度。”里根是特朗普的共和党前任。特朗普当选的关键是依靠“我们人民”中的“低端人口”的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不仅继承了里根的传统，也是他本人的“美国优先”基调的体现。美国此次减税，主要是降低企业税与所得税。由于美国的企业主要属于私人，因此，从总体上说，此次美国减税，是减轻了民间负担，增加了民间收入，相反则是减少了政府的财政，缩减了政府钱袋。这个政策取向是符合欧美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也是符合美国共和党的传统的。

从全球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美国减税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税收洼地”，由此伴生的效应，显然有利于海外美国资金的回流和外国资金流入美国。这当然是美国所希望的。我国加入WTO之初，面对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狼来了”也曾甚嚣尘上。十几年过去了，在巨大压力面前，我们不仅顶住了，而且发展了。在美国减税政策的压力之下，我们同样不必惊惶失措，如果化压力为动力，说不定这是我国改革税收高企的社会政策的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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