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祸于人”一语有出处，有评价。《史记·赵世家》在谈到赵、韩、秦三国关系时曾指出：“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祸于赵也。”《南史·阮孝绪传》中有：“己所不欲，岂可嫁祸于人。”可见，嫁祸于人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害人行为。

嫁祸于人，可以是一种行为，也可以是一类事件。实施这种行为，制造这类事件，往往具备几种要素，即实施主体、实施客体、实施手段、实施目的与实施后果。

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嫁祸于人的行径至少干了四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邪恶，一次比一次残忍，每一次都是以不只一个无辜者的血泪与生命为代价，而其目的却极其狭隘与卑鄙。

被江湖人称及时雨的宋江，在上梁山之前就丧尽天良的嫁祸于人。他在杀害阎婆惜之后，畏罪潜逃，亡命江湖，在清风山避难之际，就开始为前景不明的未来招降纳叛。秦明本是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的帝国军官、青州兵马统制，宋江为逼使秦明背叛朝廷，上山做贼，一方面设法把秦明灌醉，一方面派人身着秦明的盔甲，骑着秦明的战马，持着秦明的兵器，冒充秦明的名号，去攻打秦明任职的青州城，并在城外实施“三光”政策。蒙在鼓里的秦明，面对慕容知府的质问，有口难辩，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认的你这厮的马匹、衣甲、军器、头盔?城上众人明明地见你指拨红头子杀人放火，你如何赖得过?”宋江的卑鄙行径，不仅断送了秦明一家老小，也使青州城外几百家百姓生灵涂炭。被宋江逼得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秦明，被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骂道：“不知是那个天不盖、地不载、该剐的贼，装做我去打了城子，坏了百姓人家房屋，杀害良民，倒结果了我一家老小，闪得我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若寻见那人时，直打碎这条狼牙棒便罢！”这个贼就是宋江。（第三十三回）

第二次是由黑旋风李逵执行的。美髯公朱仝执行押解任务，故意放走过失杀人的好友雷横，被刺配沧州。朱仝作为公务员，曾经怠于职守，也曾徇私枉法，但他却不会背叛朝廷。朱仝被充军沧州之后，原指望一年半载，赦免还乡，复为良民。一个幼童的出现，为朱仝带来了转机。沧州知府漂亮的小儿子，年方四岁，知府爱如珍宝。小衙内很喜欢朱仝的大胡子，知府就把孩子托付给朱仝照看。在朱仝抱着孩子观看盂兰河灯之际，宋江为使朱仝上梁山，竟然指使吴用、李逵等给朱仝设下了陷阱。一方面吴用、雷横拖住朱仝使之脱离孩子，一方面李逵将孩子抱走残忍杀害。本来朱仝深受知府信任，也为将来的减罪、开释创造了条件。孩子是知府的心头肉、掌中宝。孩子的惨死，朱仝无论如何也无法向知府交待，这不仅使朱仝在沧州失去了立足之地，也使他的良心受到强烈谴责。梁山众人为了达到一己或小团体的狭隘私利，不惜毁灭他人的性命，甚至连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李逵抱走这个可爱的小男孩，竟然用大斧将其脑袋一劈两半。以如此残忍恶毒的手段嫁祸于人，对朱仝栽赃陷害，竟然是为了兄弟聚义。（第五十回）

第三次是由浪里白条张顺执行的。宋江在大名府战役中身患重病，安排张顺赴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去请神医安道全。妓女李巧奴对安道全外出行医扯后腿。张顺为使安道全尽快成行，竟然乘夜色把李巧奴及虔婆、使女在内残忍杀害，甚至在现场用鲜血题壁：“杀人者，安道全也！”如此嫁祸于人，真是丧心病狂，明目张胆！张顺当面恐吓安道全：“只有两条路，从你行。若是声张起来，我自走了，哥哥却用去偿命；若还你要没事，家中取了药囊，连夜径上梁山泊，救我哥哥。这两件随你行。”（第六十四回）张顺请安道全此行，是为救宋江一命；李巧奴不愿安道全此行，竟然丢了四条命。在张顺看来，只有梁山泊人的生命是生命，其他人的生命不过是牺牲。如此凶残、邪恶的兄弟，竟然理直气壮！

第四次是由军师吴用直接操作的。宋江等人为扭转梁山草寇的社会声望，改善梁山草寇的人员结构，下决心把人称“河北三绝”的玉麒麟卢俊义“拽”上梁山。从社会地位到思想基础，卢俊义都不可能落草为寇，吴用煞费心机策划了嫁祸于人的毒计。他扮作算卦先生，来到卢员外家中，不仅预设了活捉卢俊义的圈套，而且在其墙上留下一首藏头反诗：“芦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每句首字暗含了“卢俊义反”四字，成为卢俊义日后迭遭厄运的重要原因。坚决不肯从贼的卢俊义，从梁山返回北京，又堕入吴用欲擒故纵的道道陷阱：纵放卢俊义管家李固，使其到官府首告；纵放卢俊义单独下山，致其受尽皮肉之苦。只因吴用的嫁祸于人，养尊处优、威名远扬的卢俊义，家庭解体，身陷囹圄，一代豪杰九死一生。梁山为达到此番嫁祸于人的卑劣目的，倾巢出动，围困北京。城破之日，如同日本军队南京屠城，竟然发生了北京大屠杀，及至刽子手蔡福劝阻，已经导致北京百姓死伤大半。（第六十回）

梁山草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嫁祸于人这种卑劣伎俩重复运用，而且屡试不爽。在其嫁祸于人的过程中，这些匪类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没有任何恻隐之念，没有任何悲悯情怀，没有任何不忍之心，没有对于生命的些微尊重。李逵在沧州残暴地砍死一名幼小的孩童，张顺在建康残杀了李巧奴等四条生命，宋江在青州使上千民众死于非命，吴用在北京使数万百姓葬身战火。这样一群大盗、悍匪，尽管标榜什么“劫富济贫”，宣称什么“替天行道”，一群唯有兽性而无人性的匪类，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具有任何进步意义。他们所造成的唯有暴力、杀戮、鲜血、死亡与灾难。如果人们对宋江等人仍然禁锢在传统的“农民起义”的定位上，那么，这无疑对人类良知、人性与生命的蔑视与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