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梁山前的武松，以打虎景阳岗、斗杀西门庆、大闹十字坡、醉打蒋门神、大战飞云浦、血溅鸳鸯楼而闻名，至于武松从政与否、从政如何，似乎只是笑谈，向来无人留意。不过，武松的确有过两段从政经历，只是由于前述情节的惊天动地、光彩照人，武松的从政往往被遮蔽。然而，考察武松这两段经历有其必要，这是了解武松其人甚至是了解梁山造反不可缺少的细节。

武松的光辉事迹，无非一个字——打，打虎或打人。景阳岗打虎属于与天奋斗的特例，而从与人奋斗的案例看，他打的一类是恶霸强徒（如西门庆与蒋门神），一类是贪官污吏（如张都监与张团练）。由此来看，武松属于嫉恶如仇，刚直公道的一类人。这种人品如果从政，一般人会认为，也许会为污浊的官场带来一股清新之气。由此推断，在梁山百八人中，被金圣叹视为“天人”的武松，即使进入官场，也应当有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反贪或不贪。然而，武松的表现却让人们失望了。下面，我们看看武松这两段不太为人所知的从政经历。

武松在景阳岗打虎之后，阳谷知县一见武松英勇魁梧，“忠厚仁德”，即任命武松为阳谷县步兵都头。由此可见，武松进入公务员行列，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既未经考试，又未经考察，只需知县大人的一句话而已。（第二十三回）武松在阳谷县，与哥哥武大郎意外重逢，手足之情，同胞之爱，无以言表，除了拒绝了嫂子潘金莲的挑逗之外，毕竟家中事务，杯水微澜。至于他在都头任内工作如何，书中未表，只是特意叙述了知县大人派遣武松去首都东京出了一趟公差。

有句老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知县不比知府，且只任职两年，虽说“赚了好些金银”，毕竟不足十万之数。在等级授职制的体制下，如同所有的地方官一样，这位县太爷先不说创造了多少GDP，他在阳谷县的椅子尚未坐热，就琢磨着“谋个升转”。武松这趟公干，就是为了知县的提拔升迁，将知县搜刮的金银送到东京行贿送礼而已。（第二十四回）由此可见，这趟公差只是为知县跑官的一趟“跑步前进”，不仅与步兵都头的职责毫无关系，倒与杨志押运生辰纲给蔡太师祝寿同一性质，只不过梁中书巨额财富，树大招风，招致了晁盖等人的抢劫；而阳谷知县官微职卑，行事低调，一路顺风而已。在押运礼物上，武松与杨志的办事能力，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就性质而言，他们二人都一样，扮演的都是官府的奴才、家丁、保安、保镖甚至鹰犬的角色。不要以为武松有着多么强烈的反贪精神，既入官场，而为上司所赏识，庆幸、感谢尚且不及，何来反对？且看武松对知县的表态：“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故？”可见一斑。

如果说武松任阳谷县都头期间，不过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从而间接促进了贪腐事业的发展，那么，他在孟州张都监幕府的行为就更加可议。武松在孟州牢城服刑期间，帮助监狱长之子施恩打败蒋门神，夺回快活林，很意外地被孟州都监张蒙方召见。官场如同宇宙间的“黑洞”，具有无法想像的“吸引力”，张蒙方几句好话，武松浑身稣软，顿时拜倒在地，连连称谢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镫，服侍恩相。”（第三十回）武松根本想像不到官场的黑暗与险恶，而他进入都监府竟是预设的圈套与陷阱。武松在都监府，频繁出入酒场，自由穿堂入户，都监大人又是为其做秋装，又是为其当媒人，武松感恩戴德，恨不得肝脑涂地。正因如此，武松才会完全丧失戒心，死心踏地充当张蒙方的亲随与梯己。

官场中有一死不改悔的陋习，欲请阎王允肯，先行买通小鬼。武松作为都监大人的“身边工作人员”，如同形影不离的秘书与保镖，成为各级官员竞相攀附与巴结的对象，而且的确有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武松对都监相公说了，无有不依”，这就更加增强了武松在群僚中的威望与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官场通例，“外人俱送些金银、财帛、段疋……等件”，就一点也不意外了。所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就是这个道理。武松是个单身，又无家室，只好“买个柳藤箱子，把这送的东西都锁在里面，……”此时的武松，与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河北省委原书记程伟高的秘书李真，哪里还有区别？

有人说，官场是一个巨大的搅肉机。不管睿智精英，还是清纯少年，只要进入这个搅肉机，只要经过官场模式的粗加工，所有的“产品”都是一个熊样，对上唯唯诺诺，对下趾高气扬，丧失独立精神，只会钻营谋私。有人说，官场具有强力的腐蚀性，在它面前，没有谁是“特殊材料”能够“拒腐蚀，永不沾”。武松作为一个打虎英雄，作为一个打黑斗士，而且上应天伤星，短短的、“搭建”的、临时的官场生涯，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于官场应酬，收受贿赂的幕僚与掮客，可悲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