郓城县知县时文彬是个清官。未曾见过其上级机关——山东济州府组织部门的考评鉴定，只有小说作者施耐庵对他的个人评语：

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争田夺地，辩曲直而后施行；斗殴相争，分轻重方才决断。闲暇抚琴会客，也应分理民情。虽然县治宰臣官，果是一方民父母。（第十三回）

从这段评语来看，时文彬同志不但有着较高的执政理念，而且有着较高的执政水平，是否也可以说此人常怀为民之志，常存律己之德，常存廉洁之心，常思公正之道，加之时县长八小时以外抚琴会客，文质彬彬，可见是个难得的好干部。

在皇权专制制度之下，由于官员的任免黜陟实行的是“等级授职制”（马克思语），因此，无从考察官员的民意基础。领导干部执政状况如何，只能从其从政实践中去判断、去鉴别。

时文彬履任之初，人们无从知道他的“三把火”烧得如何，既不知他的工作重点，也不知他的发展思路，更不知他的用人路线，以致在他任上发生了一起震惊京师的大案要案，劫持当朝太师生辰纲的主犯晁盖就是该县东溪村人。

这个案件的发生，对时文彬同志是个重大考验。相对说来，作为一级地方政府，通常不怕天灾，更怕人祸；不怕治安事件，更怕政治事件。乌纱所系，岂敢轻忽？劫持生辰纲案件，惊官动府，牵涉中央，可以说，既是治安事件，也是政治事件。即使此案处理得当，“平安郓城”建设也已泡汤；假如处理不当，就会如同其上司——济州府尹一样，只能调离听罪，官场生涯前路渺茫。

案件已经明确，罪犯已在掌握。当时文彬全力以赴安排本县马、步都头朱仝、雷横，配合济州府缉捕使臣何涛赶赴东溪村实施抓捕之际，作为县府工作人员的押司宋江，已经提前一步给晁盖等人通风报信，虽然罪犯预有准备，由于行动仓促，晁盖等人尚未及离庄，负责本县社会治安的朱、雷二位都头却故意打草惊蛇，虚张声势，竟然“护送”晁盖等人平安离去。（第十七回）由此可见，在时县长这个清官治下，郓城县的干部队伍，不仅脚踏黑白两道，而且官匪一家，吏治腐败、司法腐败之严重程度，可见一斑。

时文彬可谓流年不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劫持生辰纲的案件了犹未了，又发生了一桩公职人员故意杀人案——宋江杀了阎婆惜。如果说前案郓城县只是协查的话，那么，本案就是郓城县主办了；如果说前案发生的官员腐败与徇私枉法责在下属的话，那么本案就要知县大人一体负责了。

也许是宋代民间的风俗与习尚，也许是宋代官员的待遇与福利，作为郓城县押司的宋江可以公开包“二奶”，作为郓城县后司贴书的张文远私下里竟然与朋友“利益均沾”。只因阎婆惜是宋江的“二奶”，只因时文彬与宋江“最好”，于是，就想方设法为宋江开脱，反而将一个局外人唐牛儿重刑伺候，禁在牢里。时文彬先入为主地指责唐牛儿：“宋江是个君子诚实的人，如何肯造次杀人？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时文彬“明知他不知情”，只因“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来勘问”。只因阎婆惜的情夫张文远一口咬定宋江，且有宋江的杀人凶器在案，时文彬遮掩不住，无奈之下，只得差人捉拿宋江。不想朱仝、雷横与宋江原系同伙，先是配合宋家制造伪证，提供了一份宋江忤逆出籍的执凭公文，继之又私相作弊，故意纵放杀人凶犯，朱仝甚至动员宋江尽快逃离，“兄长可以作急寻思，当行即行。今晚便可动身，切勿迟延自误！”（第二十一回）

案件终于不了了之。朱仝作为县里的司法人员，不仅用银子封住了原告阎婆的上告之口，而且用银子堵住了上级机关（济州府）的查究之权，当然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时文彬同志，他“一力主张，出一千贯赏钱，行移开了一个海捕文书，只把唐牛儿问做成个‘故纵凶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干连的人尽数保放宁家。”（第二十一回）一件冤假错案制作完毕，而时文彬反倒成了《水浒传》里的清官。在一个银子开道、畅通无阻的社会里，没有看到时文彬是如何独善其身的切实证据。在一个法制废驰的社会里，时文彬如此徇私枉法、陷害无辜，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说这个清官从未得过宋江的好处，恐怕郓县百姓谁也不会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