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赏几篇檄文

一

暇时翻阅一下古代的檄文，也饶有兴味。古代檄文的重要功能有“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文心雕龙》，齐鲁书社，1981年，页268）。这一功能往往应用于对敌斗争特别是军事讨伐或进攻之际。在檄文的写作上，刘勰强调，要“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同上）。为了强化这一作用，刘勰强调，“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同上书，页262）可以想见，檄文往往是一些气吞山河、大气磅礴、携雷夹电、狂风暴雨式的文章。我们这一代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见过许多怒气干云、杀声震天、以“炮轰”、“砸烂”和“打倒”相标榜的大批判文章，虽然檄文也带有战斗、声讨、挞伐的性质，但就文学品味而言，大批判文章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在我的印象中，最著名的两篇檄文，当属“讨曹操檄”和“讨武曌檄”，可能是因这两篇檄文出自名家之手的缘故。其实还有几篇檄文也颇值一读，只因历代选本较少列入，人们知之不多。在本文中，我选择了五篇檄文作为赏鉴对象，之所以如此选择，是从檄文的不同对象考虑的，比如，“讨曹操檄”，讨伐的是朝廷的权臣；“讨武曌檄”，讨伐的是事实的皇帝；“檄黄巢书”，讨伐的是肆虐的叛军；“谕中原檄”，讨伐的是外来的政权；“讨粤匪檄”，讨伐的是异教的叛乱。

                      二      

陈琳，建安七子之一，“讨曹操檄”的作者。这篇檄文，全名《为袁绍檄豫州》（《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页54）【1】，时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曹官渡之战的前夜。此时的袁绍与曹操都是汉室权臣。曹操占优之处，是其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袁绍的实力则远在曹操之上。因此，这篇檄文的立场，带有权臣相争、袁强曹弱的特点。然而，历史的结局，却是强者袁绍败于弱者曹操。

“讨武曌檄”的作者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一。这篇檄文写于唐光宅元年（684），全名为《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骆临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329）。【2】

此时的武则天尚未登基，但已临朝称制。檄文的立场体现了拥唐反武的立场，当然，也带有地方反对中央的性质。正如人们所知道的，李敬业最终失败了。

《檄黄巢书》（《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页311）出于新罗（今韩国）人崔致远的手笔。【3】这篇檄文撰于唐广明二年（881），很明显，檄文体现了朝廷的立场。在官方史书中，黄巢是农民起义军，但在官军眼中，黄巢却是叛军。这篇檄文反映了官军对叛军的态度，檄文的发布者直接参与了对黄巢叛军的镇压。黄巢叛军纵横中国十年，最终被政府军所绞杀。

《谕中原檄》（《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页401-404）的作者宋濂，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4】这篇檄文发布于朱元璋登基前夜的吴元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此时已是一支实力强大的地方武装的吴王。檄文反映了汉族武装对待外族政权的立场。这是一篇针对外族侵略政权（外国殖民政权）的讨伐令，而且这场讨伐战争最后取得了成功。

《讨粤匪檄》（《曾文正公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579），【5】是我国近代史上一篇很著名的檄文，檄文作者曾国藩，是挽晚清于既倒的中兴名臣。檄文发布于清咸丰四年（1854）。朱元璋的“讨蒙元檄”讨伐的是外族政权，而曾国藩讨伐的则是打着外国宗教旗号的太平军。这场历时十余年的讨伐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三

有人谓檄文是骂人的艺术，并非没有道理。檄文作为一种充满杀气与火气的文章，往往将对方被视为声讨、征伐的对象。文人往往是骂人高手，而这样的文章，其实就是一种“高级骂”。为了预收先声夺人、震慑对方之效，作者大量运用铺排、渲染之手法，渲染其声讨、征伐对象之邪恶，铺排声讨、征伐行为之正义。檄文最重要的效果在于其气势，正如刘勰所描述，“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文心雕龙》，页262）在这里，需要的不是真相与逻辑，强调的则是气势与文笔。因此，不可将檄文作者之于声讨、征伐对象的批判与攻击，视为肯定存在的事实，而应看作敌我之间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斗争策略而已。这里似乎用得上马克思的一段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9）这些檄文的写作者或者发布者，不管其檄文如何文采斐然，气势如虹，它们毕竟都是“批判的武器”，这样的武器不过笔墨、文字而已。靠檄文是不可能吓倒或摧毁对方的，不管是作为弱者的曹操还是作为强者的武则天。鲁迅先生也说过这样的意思：“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442）

四

“讨曹操檄”，其实是陈琳代袁绍在骂曹操。在陈琳笔下，曹操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政治上，他“放志专行，威劫省禁（据《后汉书》改）；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建安七子集》，页56）总之，曹操不仅是一个挟持天子，把持朝纲，“承资跋扈，恣行凶忒，割剥元元，残贤害善”的国贼权奸（同上书，页55），而且是一个刑赏随意、顺昌逆亡、结党营私、钳制言论的霸道权臣。

更恶劣的是，在以“孝”治国的传统文化中，曹操竟然把挖人祖坟作为“第二职业”，他“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同上书，页56）陈琳以梁孝王为例，其“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同上）曹操活脱脱成了一名盗墓贼！

骂完曹操，陈琳并未放过其祖宗三代。曹操的“祖父中常侍（曹）腾，……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曹）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同上书，页55）总之，曹操的祖父形同恶棍，曹操的父亲行贿买官，曹操自己也是一个来历不明、品行不端的野孩子。

陈琳罗列的这些曹操罪状，都属十恶不赦。他指责曹操是挖人祖坟的“盗墓贼”，并不觉得他骂曹操祖宗三代有何不妥。为了达到檄文的效果，当然要“奋其武怒，总其罪人”，在“惩其恶稔之时”，就要“显其贯盈之数”，只要达到“摇奸宄之胆，订信慎之心”（《文心雕龙》，页262）的目的就行了。

《三国演义》第二十二回描述了曹操看到这篇檄文后的反映：“檄文传至许都，时曹操方患头风，卧病在床。左右将此檄传进，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顾谓曹洪曰：‘此檄何人所作？’洪曰：‘闻是陈琳之笔。’操笑曰：‘有文事者，必须以武略济之。陈琳文事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遂聚众谋士商议迎敌。”汉末战乱时期，曹操是一个重视人才、胸怀宽广的政治家。正因如此，曹操才以弱胜强，赢得了官渡之战，最终统一了中国北方。战役结束后，“太祖平邺，谓陈琳曰：‘君昔为本初（袁绍）作檄书，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琳谢曰：‘矢在弦上，不得不发。’太祖爱其才，不咎。”（《太平御览》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页699-700）甚至让他担任司空军谋祭酒，仍然负责军中的公文起草事宜。

对于陈琳这种先是附绍骂操，而又绍败降操的经历，后人难以苟同，至少视为人格之瑕疵。北齐颜之推以理解的口吻批评道：“陈孔璋（琳）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页258）唐末诗人吴融则直接批评陈琳：“冀州飞檄傲英雄，却把文辞事邺宫。纵道笔端由我得，九泉何面见袁公？”（《全唐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4268）

五

其实，人们通常所称的“讨武曌檄”是不准确的。当李敬业传檄讨伐武则天之际，武则天刚刚废掉中宗李显，让她另一个儿子李旦顶了皇帝（睿宗）的虚名，到偏殿办公，她则亲自“临朝称制”，正式履行皇帝职权，只是尚未举行登基改元的皇家仪式而已。她本人改名武曌，则是五年后（永昌元年）的事情。由此可见，“讨武曌檄”作为一个历史名词，是根本不存在的。

武则天是女人，骆宾王对之进行攻击，极易找到切入点。在他看来，女人除了献媚、妒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女人最具杀伤力的就是淫乱问题了。这篇檄文，一落笔就从武则天的生活作风下手，“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并进而“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意思是说，出身卑微的武则天，先前伺候过唐太宗李世民，后来又成了他儿子李治的皇后。如此淫乱后宫、败坏人伦，简直形同禽兽。之后，他又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武则天的媚惑与嫉妒：“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接下来，他把武则天的“虺蜴为心，豺狼成性”、阴险、残忍作为重点加以抨击，刻画她是如何“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的，以致“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甚至“包藏祸心，窥窃神器。”正是这一系列的邪恶行径，才坐实了他对武则天的如下定性——“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骆临海集笺注》，页330-334）

没人质疑骆宾王的文笔，然而，他指斥武则天的恶状与丑行，有多少属于无中生有，有多少属于诋毁诽谤，没有人要求其提供证据，没有人要求其实事求是。为了从心理上达到丑化、妖魔化对象之目的，按照刘勰所总结的檄文写作大纲，“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没有什么不可以。甚至大臣们给北宋皇帝提供的《太平御览》在谈到檄文的写作概念时都有“檄不切厉，则敌心陵；言不夸壮，则军容弱”，因此“军书羽檄，非儒者事。”（《太平御览》卷597，页698）志士仁人的心态写不了檄文。骆宾王毕竟是名家，在他笔下，当然不乏“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这种深深触动武则天的厉语，也不乏“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类流传千古的名句。

武则天看到这篇檄文反应如何呢？史书有多种记载，“初，敬业传檄至京师，则天读之微哂，至‘一抔之土未干’，遽问侍臣曰：‘此语谁为之？’或对曰：‘骆宾王之辞也。’则天曰：‘宰相之过，安失此人？’”（《旧唐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页1995）而在另一史书中，武则天的话记录的比较具体：“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遇）乎！”（《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页6424）这些话虽然繁简不同，但意思一样，那就是武则天十分欣赏作者的才气，并认为这样的人才未能为朝廷所用，宰相是有责任的。武则天毕竟是一位英明、果断的政治家。李敬业起兵两月即被镇压，其祖（唐初著名军事家李勣）、父不仅被追削爵职，且被“剖坟斫棺”，并复“徐”姓。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女皇帝，登基之初，为了稳固权位，也曾鼓励告密（设置铜匦、奖赏晋职）、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个人迷信（出土“河图”，营造“天枢”）等，然而，其执政20年，在吏治、人才、经济、科举、开边等领域都有卓越的治绩。史称武则天“下启开元，上绍贞观”，并非虚言。

至于李敬业、骆宾王的结局，则史说不一。唐末文人孟棨称，许多年后，武周时诗人宋之问还曾与骆宾王相遇。“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后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本事诗 本事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页20）据史载，中宗复位后，曾为李敬业的祖父李勣平反昭雪，并造坟复爵，而李敬业的后人们则多已流落绝域。（《旧唐书》，页1995）

六

《檄黄巢书》是官军对叛军的声讨与挞伐。从立场来看，它与“讨武曌檄”恰恰相反。不过，檄文的发布者并非唐王室，而是作为政府军的高骈所部。在我国传统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多次被贴上农民起义标签的民间武装叛乱，黄巢则是持续时间较长，活动地域较广，造成影响较大的一起。限于阅读范围，朝廷对以黄巢为首的民间叛乱武装传檄征伐，在当时就有两篇，一篇是郑畋的《讨巢贼檄》（《全唐文》卷767，中华书局，1983年，页7980）另一篇就是崔致远的《檄黄巢书》。崔致远作为一名留唐为官的新罗人，其资料价值更显得弥足珍贵。

这篇檄文写的文采斐然，通篇以典雅的骈文写就，读起来抑扬顿错，铿锵有力。文中对黄巢的行径，有抨击，有挞伐，有谴责，有警告，有驳斥，有劝降，且有理有据，有棱有角。

檄文抨击黄巢，“包藏祸心，窃弄神器，侵凌城阙，秽黩宫闱。既当罪极滔天，必见败深涂地。”（《桂苑笔耕集校注》，页311）显然是谴责黄巢占领长安，窃据国都，妄立伪齐，僭位称帝的行径。这对于大唐政权显然是不可容忍的叛逆行为。

檄文指责黄巢，“比者我国家德深含垢，恩重弃瑕，授尔节旄，寄尔方镇。尔犹自怀鸩毒，不敛枭声，动则啮人，行唯吠主。……斯则圣上于汝有赦罪之恩，汝则于国有辜恩之罪。”（同上书，页312）指三年前黄巢兵败，唐僖宗授其右卫将军，黄巢拒而不就，又奔袭岭南，荼毒广州一节。

檄文劝诫黄巢，“汝不听乎《道德经》云：‘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又不听乎《春秋传》曰：‘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今汝藏奸匿暴，恶积祸盈，危以自安，迷而不复。”（同上）檄文指责黄巢根本不懂“燕巢幕上，谩恣骞飞；鱼戏鼎中，则看燋烂”的道理。

檄文警告黄巢，历史上也有类似的叛乱行径，从来没有好下场，“远则有刘曜、王敦，觊觎晋室；近则有禄山、朱泚，吠噪皇家。彼皆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任，叱吒则雷奔电走，喧呼则雾塞烟横。然犹暂逞奸图，终歼丑类。”（同上书，页311）因此，警告黄巢，决不可怙恶不悛，重蹈覆辙。

黄巢之流纵横半壁，肆虐十年，给当时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由于历史所限，他根本不可能提出推进中国进步的任何方案，其目的不过是满足其皇袍加身，登基称帝的个人野心。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面人物，其行径大多如此。对此，我曾有专文（《农民起义是历史的动力吗？》载《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作过论述，文中也曾对黄巢作过分析。

黄巢的命运结束于泰山东麓的狼虎谷。史书对黄巢之死说法不一，比较主流的说法不外“被杀”与“自杀”两种。黄巢被唐军围困于山高谷深的泰山山区，走投无路，被其外甥林言所杀（一说其自刎后，由林言割下首级），林言欲将黄巢首级献给唐军将领时溥，行至途中被唐军所杀。黄巢首级被送到成都唐僖宗处报捷。至今在济南南部山区和泰山东麓仍有多处带有黄巢痕迹的地名。黄巢的无头尸体葬在泰山山麓，其头颅则埋在成都武侯祠附近。一代枭雄，身首异处，不亦悲夫！

《檄黄巢书》的作者崔致远，朝鲜半岛新罗王京（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人。12岁时，在唐咸通九年(868)乘船西渡入唐。初在都城长安就读，曾游历洛阳。乾符元年（874），18岁的崔致远进士及第，后出任溧水县尉。之后被淮南节度使（后任诸道行营都统）高骈聘为幕府，前后居唐16年。中和四年(884)，崔致远东归时，除了“国信使”身份之外，还有多个头衔，如都统巡官、承务郎等，还享受皇上赐予的绯鱼袋待遇。他起草《檄黄巢书》时，年方25岁。崔致远一向被韩国学术界尊奉为本民族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本始者”的称誉。

七

相较陈琳、骆宾王，《谕中原檄》的作者宋濂知名度稍逊。但宋濂却被明太祖称为“开国文臣第一”。朱元璋在创业阶段礼聘宋濂“出山”。朱元璋登基后，本已退休的宋濂，因其长孙牵涉胡惟庸案，死罪得免，活罪难饶，被流放茂州（今四川茂县），途中死于夔州（今重庆奉节）。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汉民族聚居的中原地区数度被异族所侵占，比如持续100多年的“五胡乱华”，比如控制中原半壁河山的契丹和女真，而之后蒙古人和满族人全面统治中原则是此前没有的。今天的人们往往出于民族大团结的考虑，片面强调“民族融合”。其实，“民族融合”并非充满温情笑意的和睦相处，而是充满血腥屠杀的征服占领。历史上异族的入侵与占领，曾经给中原人民带来疯狂的屠杀与掠夺，作为历史是不应否定的。抹煞历史上曾经的血腥征服，将之淡化为民族和睦的浪漫温馨，用现代的政治需要去诠释千百年前的历史，这根本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宋濂的这篇檄文，不仅是一篇体现种族主义或者大汉族主义的文献，也是汉民族亘古以来“华夷之辨”的体现。

檄文宣布，“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蒙元之统治中原，根本就是“冠履倒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页401）！宋濂无视蒙元政权灭掉的占据淮河以北辽阔国土的女真金国也是“夷狄”，“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同上书，页404）他这段议论似乎是岳飞《满江红》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冲天豪气的散文版。不过，他非常大度地宣称，“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同上）他历数蒙元在中原地区肆虐的人伦纪录，“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同上书，页402）蒙元在政治统治上同样邪恶，“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同上）正是鉴于蒙元统治的种种邪恶与荒唐，他才制订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同上）的政治纲领，并进一步提出了“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同上书，页403）的战略任务。这些大汉族主义的纲领、任务与口号，今天看来是狭隘的，但在当时的确产生了唤起民众、振奋士气的历史作用。我国历史学家钱穆指出：“胡元入主，最为中国史上惊心动魄一大变，元人用兵得国之残暴，其立制行政之多所剧变，而中国全境沦于异族统治之下，亦为前史所未遇。未及百年，乱者四起，明祖以平民崛起为天子，为汉高以下所仅有，读史者岂不曰驱除胡虏，重光中华，其在当时，上下欢欣鼓舞之情当如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0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页101）

应当指出的是，《谕中原檄》是本文所列几篇檄文中抨击力度、骂人程度最弱的一篇，我想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这篇檄文的对象是向中原军民通报情况，而非谴责蒙元，因而，在体例上，与以声讨、征伐为旨归的军事檄文不同。二是与朱元璋向来承认蒙元政权的“正统”地位并采取“尊重”与“宽容”的政策有关。由于朱氏政权建立之初并未消灭蒙古的有生作战力量，这也是明朝政权在以后的岁月中屡屡受到蒙古威胁的基本原因。

不过，檄文的逻辑不仅是唯心的，也是混乱的，在作者看来，“天命”根本不会眷顾蒙古人，“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同上书，页403）然而，偏偏他也认为蒙古人对中原的统治是由于天命，所谓“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同上书，页401）既然蒙古人从漠北入侵中原是“天命”，女真人从东北入侵中原当然也是“天命”，那么，西洋人、东洋人从陆地、海洋入侵中原乃至中国是否也会被国人视为“天命”呢？“天命”似乎又是因人而异的，轮到朱元璋当皇帝，当然也是“天命”，于是“予恭承天命，……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同上书，页403）可见，这“天命论”不仅互相矛盾，而且带有极大的随意性。

满洲人入主中原后，由于《谕中原檄》含有“以北狄入主中国”、“胡虏无百年之运”等文字，这篇檄文又成了一大政治禁忌。清廷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谕中原檄》被四库馆臣心照不宣地删去了，其审查意见是：“惟宋濂《谕中原檄》及他文内词意偏谬者应行删毁外，其余尚无干碍，应请毋庸全毁”。（2014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当然，《谕中原檄》也不可能被清廷编修的《明史》所收录。

有人说，历史是螺旋性上升，也有人说历史是循环性重复。200多年后，夷狄（满清）再次入侵中原，明朝覆灭，宋濂所说的“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同上书，页403）“天命”又转移到满清头上。又过了200多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重复了宋濂这篇檄文的论调，再次打起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从而完成了又一轮的循环。可见，这样的“天命”根本靠不住。

由辛亥革命元老刘成禺编撰的《太平天国战史》于1903年成书，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作者评论道：“自明太祖传檄驱胡，汉遗民得重见汉官威仪者，传诵弗衰，几与六经媲。尊严汉族，光复武功之盛，即斯可见，而流风遗韵，沁渍于人心。”直至抗日战争时的1940年， 国民党元老方觉慧尚对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予以极高评价:“太祖奋起淮甸，兴师北伐，驱逐胡虏，卒能恢复中华，蔚成大业。夫汤武以诸侯而革君主之命，太祖以匹夫而革胡元之命，其武功不在汤武下矣。”（2014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这篇《谕中原檄》又派上了用场。

八

《讨粤匪檄》的作者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既是满清重臣，又是儒学领袖，也是洋务派首领。曾国藩作为湘军创建者崛起于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之中，并最终成为挽救晚清政权的中流砥柱。

咸丰四年（1854）正月，曾国藩奉旨剿匪，《讨粤匪檄》就是在誓师讨伐太平军之际发布的。毋庸置疑，《讨粤匪檄》是站在满清朝廷立场之上对太平军进行的抨击与指责。曾国藩与宋濂不同，此时的他虽然供职于异族政权，但他并不反对满清朝廷，他所反对的则是打着西方宗教旗号举兵叛乱的太平军。其实，更准确地说，曾国藩的檄文是站在儒家立场上，他为自己选择了儒家文化的道德制高点，极力渲染太平军制造的文化与社会危机，从而使这篇檄文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曾文正公全集》，页1579）这一段是对太平军的总体否定，首先给其定性——这是一股叛逆和破坏力量。

下面的一段对于太平军的谴责是致命的。中国历代的民间起事，大都打着宗教旗号，如汉末的黄巾、元末的明教、清代的白莲教等等，然而，他们的旗号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而洪秀全等人就不同了，他们的“拜上帝教”，既非正宗的西方宗教，也与中国宗教无缘。他们传播与渲染的其实是不伦不类、不土不洋的披着天主教外衣的邪教。这一旗号不仅遭到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普通民众的抵制，也不为一些已经进入中国社会的西方势力所接受。曾国藩在檄文中，特意强调太平军这一悖逆传统、破坏文化的邪恶行径，势必引起中国士绅和民众的强烈共鸣。“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同上书，页1579）

太平军在传播邪教、破坏文化方面，并未仅仅停止在传经布道、鼓吹宣传之层次，而是始终伴之以暴力与破坏。“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同上书，页1580）而这些行径似乎是100余年后“破四旧”的先声或滥觞。

太平军的最终覆灭，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从大处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并非先进的社会力量，他们的纲领与口号带有显著的空想性质，他们面对的敌人过于强大等等，然而，他们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他们自身的错误与腐败造成的。比如其揭竿之初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为敌，比如其领导高层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比如定都南京之后较之满清朝廷更为荒淫无道、腐败堕落，……这也注定了他们失败之命运。正是太平军的迅速灭亡，则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篇檄文本身的历史作用与历史价值。

曾几何时，太平军被我国史学界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动力，太平军的头目洪秀全则被视为向西方寻求治国方略以救亡图存的先进中国人。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历史学界的拨乱反正，随着许多历史真相的逐渐披露，人们逐渐撕下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附加在太平军头上的光环。中国历史学界所信奉的思想权威马克思，其实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揭示了太平军腐朽、反动的本质。对于太平军的历史评价，在史学界也逐渐形成了更为客观、理性的看法。

《讨粤匪檄》的作者曾国藩死于1872年。在他身后，无论晚清还是民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他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士大夫认为，曾国藩“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满清官方认为，曾国藩是“中兴第一名臣”；甚至民间也有人认为，曾国藩乃“千古完人”、“万世楷模”。他的“身后名”“运交华盖”，成为反面人物、反动人物，肇始于延安时期的几个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观如同固定的政治框架，所有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入这一政治框架，就要改头换面甚至削足适履。正是由于这一框架，曾国藩才在当代中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变成了一个“汉奸”、“刽子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凶恶、伪善的地主阶级的反动人物（范方澜曾经指出，“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然而，风水轮流转，最近几十年，在我国图书市场上，曾国藩治军、家训、格言、智慧等等，竟然成了畅销书。这一方面说明官方历史观的破产，另一方面也说明其本来面目得以恢复。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敬服中国现代史上两个相互敌对了半个世纪的政治巨人——毛 泽 东与蒋 介 石，他们对于曾国藩的评价竟然出奇的一致。毛 泽 东在一封信中指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彼之完满乎？”（《毛 泽 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页85）蒋 介 石则在一篇序中写道：“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蒋 介 石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详解》序言，西安大东书局，页2）幸矣抑或悲夫！

九

上面叙述了五篇檄文“灭敌人志气”的一面，但未提及它的另一功能——“长自己威风”。按照刘勰的说法，檄文不仅要“暴彼昏乱”，还要“振此威风”，不仅要“叙彼苛虐”，还要“述此休明”，必要时还要“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文心雕龙》，页262、268），充分营造一种我方正义在手、真理在握，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堂皇之阵与强盛之师。在这方面，五篇檄文可谓各有千秋。

“讨曹操檄”之“幕府（指袁绍）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若举炎火以焫飞蓬，覆沧海以沃熛炭，有何不灭者哉？”甚至出台了明确的奖励措施：“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建安七子集》，页57）突出强调了袁绍主导的冀州集团的强大军事实力，这也正是当初使曹操望而生畏的力量对比。

“讨武则天檄”之“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前者强调的是正义，后者强调的是实力，所以才敢发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豪言壮语！（《骆临海集笺注》，页335、336）虽然骆宾王有点虚张声势，至少其文笔刺痛了武则天。

《檄黄巢书》虽然也有“我缉熙雄略，纠合诸军，猛将云飞，勇士雨集。高旌大旆，围将楚塞之风；战舰楼船，塞断吴江之浪。”（《桂苑笔耕集校注》，页312）以军威相恫吓，以兵锋相威逼的一面，但其更强调以理屈敌，以理折敌。如以前辙来折服，以出身来折服，以皇恩来折服，以经典来折服，最后也不放弃劝降的努力，“尔须酌量进退，分别否臧。与其叛而灭亡，曷若顺而荣贵？”（同上书，页313）

《谕中原书》强调的是天命所归、华夷之辨，以此激发汉民族抗击外族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檄文不仅扛起天命的仙旌，“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而且打出正义的大纛，“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页404）

曾国藩是有着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在《讨粤匪檄》中并未以军威来震慑，他在谴责太平军涂炭江南百姓，践踏传统文化，侮辱民间信仰的同时，牢固地占领了社会与文化的制高点。这篇檄文的特点更体现在争取群众、瓦解敌军方面的策略，比如，“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反对洋教，“以卫吾道者，……礼之幕府，待以宾师”；“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或“实收部照”，或“奏请优叙”；“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收之帐下，奏受官爵”；“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藉。”当然，最后也要张扬一下“恭行天罚”的大旗，“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曾文正公全集》，页1580）这些体现的正是曾国藩其人的政治智慧与策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