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这样提出，笔者在编写某丛书时，读到一篇以“紧箍咒”为话题的文章。文中将“紧箍咒”喻为今之“法规”和“纪纲”，并对唐僧利用“紧箍咒”对孙行者进行控制极表赞许。

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所谓“紧箍咒”不过是淮海儒士吴承恩在其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虚拟或借喻。然而，神话世界所反映的事物，归根到底是现实世界曲折、变形的反映。吴先生在其志怪小说《禹鼎志》的序言中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那么，吴先生所说的“人间”，是什么时代的“人间”呢？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不仅不是民主法制日益昌明的今日中国，甚至连自称以法立国的资本主义也不是。文学作品总是作者对所处时代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吴承恩生活在封建专制制度因成熟而开始腐败的明王朝，自然也脱不出历史的局限。

在小说中，“肉眼凡胎”，“人妖不辨”的唐僧，一当从神（观世音菩萨）那里接受了这“紧箍咒”，不惜打破“出家人不打诓语”的戒律，在使用欺骗手段诱使行者“入我彀中”之后，立刻就拥有了利用这咒语整治孙行者的绝对权力。而孙悟空则因被戴上了“金箍”，而不得不成为这个“愚氓”和“蠢僧”的毫无自由的保镖和奴隶。在这里，唐僧俨然是一个“口”含天宪，“言”出法随，至高无上的封建皇帝。如果把“紧箍咒”比作“纪纲法规”，那么，在朝廷的“纪纲”和封建的“法规”之外，不可能有别的什么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赋予“紧箍咒”以现代色彩，那么，在“紧箍咒”面前就应当人人平等，而不能是有的人只配头戴“金箍”被动地承受咒语的惩罚，而另一些人却有专司念动咒语整治他人的权力。在小说中就是这样：一方即使“人妖颠倒是非淆”仍然拥有念动“真言”制造冤案而且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而另一方即使打杀妖怪也仍然无法逃脱被错误整治的绝对义务。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对于这种一方只有权力而不需承担任何义务，另一方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的“紧箍咒体制”，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日臻完善的今日，真不知有何“求之不得”的现实意义。

关于“紧箍咒”的构思，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正是“君权神授”这种封建皇权意识的体现。这“紧箍咒”是佛祖委托观音带往东土教给唐僧以控制孙行者的。那么，这些“神”又是一些什么货色呢？有的提拔杀人如麻的娘舅——大鹏雕——为护法之神（如来）；有的为作恶多端的部下——金毛犼——说情开脱；还有的公然向取经人索取贿赂（阿傩、迦叶）。这些道貌岸然的神佛菩萨们，又有谁曾经戴过什么“金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备受“紧箍咒”折磨的孙悟空，在诚心皈依并进入神佛菩萨的“小圈子”——被封为“斗战胜佛”之后，头上的“金箍”竟自然脱落。可见，这个“层次”是原本不需要“金箍”的，而“紧箍咒”显然是专门为了整治孙行者这类“不安定因素”的。

有人说，“对‘紧箍咒儿’似乎亦不可因唐僧的念坏而全盘否定”。这就是说，“紧箍咒”是好的，只是被某一个人念坏了。那么，作者是否希冀有别一个从不把咒念坏的“宋僧”或“明僧”出现呢？将“紧箍咒”——不，“纪纲法规”——的得到正确执行寄托于某个“圣僧”或“高僧”的个人品行，这种仍然体现了“人治”观念的思维与现代法制观念难道也可共通么？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紧箍咒体制”，只能说对于维护某种专制制度“功不可没”，但它只有在《西游记》这种文学作品得以孕育和产生的氛围中才会发生作用，而且仅此而已。对于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不是依靠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而是要“将令人生畏的‘紧箍咒儿’念将起来”，这种观念，我以为倒的确是“令人生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