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近代中国之四

叶名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几乎是2.0版的林则徐，从担任的职务、履行的职责、任职的岗位、受到的贬斥，几乎完全一样。不同的是，林则徐在国内寿终正寝，叶名琛却在国外绝食而亡。至于他们二人的身后名，却有天壤之别。扣在叶名琛头上的恶谥，就是所谓“六不总督”。

“六不”是一句联语——“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这句联语出自清末外交人士薛福成的手笔。1887年，他在《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中称，“时人读其诗，未尝不哀其志，而憾其玩敌误国之咎也。因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盖反言以嘲之云。”（《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69）他这段话后来被编进了《清史稿》：“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清史稿》第39册，中华书局，1977年，页11766）从“时人”或“粤人”的表述看，薛福成并非著作权人，但其确有扩大影响之功，叶名琛就这样名垂诟史、盖棺论定了。

中共建政之后，叶名琛仍然被官方史书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最高权威是胡绳的评价：叶名琛“实行的是‘六不’，即‘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叶名琛虽然没有公开地投降敌人，但是他实质上和投降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他常常以虚骄的自大来掩饰他的投降主义罢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54）对叶的评价当然还有更恶劣的，比如称叶名琛是“刽子手”、“民族罪人”等。（《中国近代史自学读本》，地质出版社，1984年，页44）

同为两广总督、同为钦差大臣、同在抗英前线，林则徐被后人封为“民族英雄”，叶名琛却被贬为“民族罪人”，历史何其不公？从客观的角度看问题，长达几十年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叶名琛经历的海外学者黄宇和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历史资料的完整与缺失之不同造成的。1970年代他在海外出版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笔者参阅的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的译本）“为译者序”中指出：“两次鸦片战争当中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碑传甚多而叶名琛则无一专著，这自有其不同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历史文献的存亡。林则徐遗下了大量奏稿、公牍、书信等，而叶名琛的遗作，则似乎只有刻在广州越秀山上镇海楼的两首诗为世所知。”“其实有关叶名琛的公私档案同样大量地保留了下来。英法联军在1858年1月5日攻陷广州后，既俘虏了叶名琛，又把他的文件一并劫走。这批文件后来由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两广总督叶名琛》，页7）黄宇和在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研究中，挖掘国内外、中外文相关资料，专门对叶名琛其人进行了考证与研究。

叶名琛（1807-1858），字昆臣，湖北汉阳人。叶名琛少年时就“以诗文鸣一时”。不到18岁就考取了贡生。不到40岁，他已是广东巡抚，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汉阳县志》称他“遇事辄竭忠极言，虽嫉谤丛生，弗顾也。”（光绪《汉阳志》，成文出版社，民国64年，页176）清咸丰二年（1852年）他还不到45岁，即被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叶名琛被俘前可谓春风八面，被俘后却臭名远扬。这巨大的反差因何而起呢？

林、叶二人处于抵御外侮的第一线，面对“三千年未遇之强敌”，失败似乎是必然的。然而，皇帝对他们却是典型的“卸磨杀驴”，只要引发事端，他们只能充当“替罪羊”。如同林则徐虎门销烟引发中英冲突，即刻被道光帝指斥为“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并“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一样，叶名琛因拒斥英人入城引发英军攻城，咸丰帝竟指责叶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罪无可辞”，“着即革职”。作为朝廷重臣，叶名琛被俘，咸丰帝不是派员交涉，设法营救，竟然以避免英人要挟为名，多次强调：“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第二次鸦片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148）这个曾被清廷委以重任、推崇有加的朝廷重臣，作战被俘后，竟被皇帝弃如敝屣，是死是活都不顾了。

为何不战？叶名琛不是不战，而是战败。1857年底，在英军攻城之际，广东的正规军被调走参加镇压洪军和太平军（太平军事件干扰了对外反侵略斗争，由此可见一斑），广州城残余的团练、乡勇等一万名杂牌部队，面对英法两国的坚船利炮及5600多名士兵，根本没有取胜之可能。（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三联书店，2011年，页77）在当时，中国与列强实力的巨大差距，成了历届两广总督的魔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外中国近代史专家蒋廷黻深刻指出：“实则林文忠（林则徐）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1931年第3期，页15）叶名琛不过步了林则徐的后尘而已。黄宇和还分析了其他条件，在敌军兵临城下之际，叶名琛不仅没有得力的将领，而且没有充足的军粮，在内有奸细、外有强敌的情况下，在广州、在珠江、在香港，他通过游击战，宣传战，贸易战，采取悬赏杀敌、袭击英舰、封锁香港等一系列措施，也曾取得局部胜利。面对实力悬殊的强大敌人，战败并不等于不战。

为何不守？1857年，以湘军为主力的帝国军队，正在南京与太平军浴血苦战。如果当时这批颇有战斗力的部队摆在广州前线，即使英法联军船坚炮利，毕竟他们兵微将寡，英军迅速占领广州，也不会如此轻易。叶名琛不是不守，而是难以守住。据黄宇和考证，在英军攻城之际，叶名琛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广州城中这些缺乏训练的散兵游勇。即使如此，他也做了一些诸如恢复团练、收复炮台以及反间谍和谍报工作。他指挥军民从水陆两路英勇抗击，击退了英军多次进攻，英国公使额尔金也感叹：“自争端开始以来，由于低估了敌人的抵抗能力，我们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大连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2 期，页29）可想而知，一批手持冷兵器（或土枪）的、缺乏战斗经验的民间武装，与乘坐现代军舰、使用舰炮与火枪的侵略者作战，要保证城池固若金汤是根本不可能的。

为何不和？叶名琛被俘之后，咸丰皇帝下谕称，在对英人交涉问题上，“固不可失之太刚，如叶名琛之激成事变；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该夷轻视中国之心，是为至要。”（《第二次鸦片战争（三）》，页136）如何把握“太刚”、“太柔”这个度，历届两广总督都摔在这道钢丝之下。好在朝廷定性叶名琛处理涉外事务是失之太刚，不然更难洗刷千载骂名。在当时，两国、两军的和平，并非操于叶名琛之手。叶名琛在广州处理涉外事务时，看到了影响中外关系的两大因素，一是西方列强的高压，二是国内民众的反抗。为此，他制定的应对策略是：“无事则安民以抚夷，有事则用民以防夷，……固不可失之操切，致启衅端；亦不可过于俯从，有损国体。”（《两广总督叶名琛》，页166-167）他的外交思想得到了清廷的确认。叶名琛在与英方的交涉中，也曾数度让步，以免对方寻衅。双方希望的和平既然不可得，如果片面答应对方的屈辱条件，如同接替林则徐的琦善一样与敌私下苟和，订约（《穿鼻草约》）、割地（香港）、赔款（六百万银元），以换取对方罢兵，这样的和平无疑于城下之盟或屈膝投降，这显然不是国人所期望的。

为何不走？叶名琛是两广总督，身为守疆大臣，守土有责。即使在强敌的威胁与逼近之下，如果他弃城而逃，这在当时可是死罪。叶名琛并非不知“不走”的危险，据黄宇和提供的细节，中英决战前夕，叶名琛即把家眷送出了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页175）他明知后果危险而“不走”，只能选择与城池共存亡了。不过，在清代，一看势头不妙就弃城而逃，倒有许多典型实例，30多年后在中日战争时，另一个姓叶的将军——叶志超，从牙山到平壤一路败逃，一直逃过鸭绿江。更为典型的“走为上”则是叶名琛的皇上。叶名琛死后不久，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皇帝竟然扔下首都与百姓，弃城而逃，最后死在热河行宫。清代皇族有样学样，后来的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前夕，也是仓皇出逃，避走西安，名之曰“西狩”。

为何不降？不降如果也是一条罪状的话，岂不等于鼓励满清官员都要做北宋灭亡时伪齐的刘豫、日本侵华时民国的汪精卫？叶名琛正因为不降，才为当时的清政府保住了最后一点颜面。正是由于他的不降，那些试图彻底否定他的人，在下笔时才会有所保留，比如前面提到的胡绳，他只能无奈的承认，叶名琛“没有公开地投降敌人”，却又强词夺理地指责他“实质上和投降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当时，作为叶名琛同僚的那两位满蒙高官——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纳，最终投敌，成为英军控制广州的傀儡。他们与叶名琛相比，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名义上”，毕竟有着根本区别。

为何不死？叶名琛拒绝了随员跳海自尽的暗示，并不是苟且偷生。从1858年1月5日到4月10日，从被俘到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被俘期间，他始终保持了不卑不亢、庄重高贵的风度，这使英国人都不得不敬佩。他解释道，“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两广总督叶名琛》，页218）他错误判断了英方意图，也可视为他的迂腐，然而，当他得知这并不可能之时，他毅然决定，“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我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虽然“屡经翻译官将食物送来，一概杜绝不用。……于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时病故。临终并无别语，只言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同上）绝食八天，宁死不食英粟！这有点像殷商灭亡时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更像民国时不食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如此评论叶名琛，“后来人们用一副联语来嘲弄他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的死顽固态度：‘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可是，鉴于他有他的政绩，这却不是持平之论。”（《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页267）费正清的评价相当婉转，黄宇和的评论则相当明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叶名琛比起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没有丝毫逊色之处，在史籍中应当得到相等的地位。”（《两广总督叶名琛》，修订版序言，页4）海外史学家的看法根本左右不了国内史家的立场，对于叶名琛的抹黑与嘲弄依然如故。

咸丰皇帝对叶名琛的指责，用以下用语来定性，“刚愎自用，办理乖谬”，“措置乖方”，“大负委任”，“以致夷人激忿”，“大伤国体”，“罪无可辞”。然而，1857年1月7日，也就是在叶名琛被俘前一年，远在英伦的卡尔·马克思在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社论中，对叶名琛处理“亚罗号”事件的表现，却给予高度评价。马克思列举了叶名琛一系列的外交应对，比如，对于“亚罗号”本身，“这位总督声称，在船上逮捕中国人时就认为它是一只中国船，而这是正确的，……”“至于侮辱英国国旗的问题，……中国总督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违背条约的行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二卷，页113）针对英方要中方道歉的无理要求，“叶总督坚持无歉可道，因为没有任何错误。”（同上书，页114）马克思评论道，“确实，这个中国人的逻辑力量是如此令人信服地把这全部问题都解决了，——显然，这里不再存在任何别的问题，……”（同上书，页114-115）马克思在另外一篇社论中着意描述了叶名琛的外交风度，“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指巴夏礼）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他答应放回水手，因为尽管逮捕这些人是合法的，他却不愿意以这样严重的误会作为逮捕他们的代价。”（同上书，页177）“海军上将（指英国海军侵华舰队司令西马縻各厘）态度专横，大肆恫吓，中国官吏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同上）从马克思的评论来看，叶名琛在与英国的交涉中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立场，也充分体现了一个文明古国外交官的风度。

叶名琛被英军俘虏押往印度，多为时人不解。对于这个中国高官如何处理，当时成了英人必须考虑的问题。1858年1月，驻华公使额尔金给法国驻华公使葛罗写信说：“不少人……对我谈及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他们都说，叶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回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显然，把他送到海峡殖民地（指今新加坡一带）去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两广总督叶名琛》，页203）一家英国人控制的香港报纸称：叶名琛“无疑是个勇敢、果断的人，广州人一定为有这么一个父母官而骄傲。”“要想完满解决如何占领广州这个难题”，这家报纸出的主意是，“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同上书，页202）诽谤叶名琛为“六不总督”安知不是英国人的阴谋？侵华英军指挥部考虑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他们之所以把叶名琛关押在遥远的印度，是把叶名琛当成了东方的拿破仑，目的并非仅仅防止其本人的东山再起，主要是为了防范其势力的横生枝节。

世人评价叶名琛，骂者居多。叶名琛死后的挽联上并不缺乏公允之论——“身依十载春风，不堪回首；目断万重沧海，何处招魂？”“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恩，难禁流涕；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第二次鸦片战争（一）》，页321）在印度，叶名琛有两首诗阐明了自己的心迹。

其一曰：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

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

向戎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

其二曰：

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

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

心惊跃虎笳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薛福成选集》，页269）

其一提到的人物，都与战争与和平有关。“一范”即北宋范仲淹，他不仅文章千古，西北戍边也功勋卓著。“向戎”，春秋宋国人，他曾发动弭兵运动，亲自劝说晋、楚等国停止战争，维持了多年的和平局面。“苏卿”指西汉苏武，他奉旨出使匈奴被扣留，坚贞不屈，拒绝投降，19年后才返回祖国。拘禁中，叶名琛为自己的诗落款——“海上苏武”，显然以苏武自许。

其二似乎是他的绝命诗，大概写于叶名琛幻想破灭、决心一死之际。诗中提到的中国古代的几个历史人物，有南宋灭亡时的文天祥，有殷商灭亡时的伯夷、叔齐。这些人物都在国破家亡之际，都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这大概是叶名琛在与祖国最后诀别之际的自励吧！

叶名琛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如何认识与评价这个人物，应从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去考察。在国内事务上，指责他是镇压洪兵起义的“广州屠夫”，显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史观的反映，在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今天，这样的观念显然是僵化的、滞后的。在涉外事务上，在十九世纪中叶，叶名琛同林则徐一样，他缺乏国际视野，不谙世界大势，只知藩属关系，不懂外交关系。但他作为传统的士大夫，就忠君爱国来说，他是恪尽职守的。以此来看，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作为叶名琛的历史评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失偏颇、有欠公允。英国公使额尔金的随行秘书俄理范目睹了叶名琛的悲剧后感叹道：“这个帝国政府把它的高级官员置于一个两难的处境之中，用严厉的处罚强迫他们接受一个绝对会失败的职务。毫无疑问，帝国政府经常将一个官员作为替罪羊，以无能的借口让他作出牺牲。”（《阴山学刊》，2009年第5期，页66）在这一意义上，林则徐是如此，叶名琛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