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近代中国之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相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言的，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由英国一国所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是英法联合进行的，俄美则躲在幕后暗中支持；二是鸦片贸易并非此次战争的直接目的，其目的是利用1842年中美望厦条约的有关“缺口”要求修订条约，以扩大列强在华通商权益。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一、在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被英、法等国打败，后来被迫把寒冷的阿拉斯加（171万平方公里）低价卖给美国，于是在英法对华战争中趁火打劫，穷凶极恶地从中国掠夺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来了个“堤内损失堤外补”。二、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与当年使用冷兵器的清军攻占北京性质完全不同，这是中国首都第一次被拥有现代火器的西方列强占领，中国政府不仅在政治上蒙受重大损失，同时，满清王朝经营上百年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也惨遭英法联军焚毁。三、从1851年开始，在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持续十余年的太平军动乱，严重消耗了满清王朝的国力，沉重打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同时也严重牵制了清政府应对外来侵略的决心与能力。从此，中国更加沉重地堕入内忧外患的深渊。

应当说，在当时世界上，没有什么人了解并关心中国的命运，也没有什么人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主持公道。难能可贵的是，卡尔·马克思在西方报刊上连续揭露英国蓄意挑起战争的阴谋，并对中国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当时，去国离乡、流亡伦敦的马克思，由于收入拮据，生活困难，通过别人介绍，他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时事评论，以稿酬贴补家用。应当指出的是，恩格斯当时给予马克思以极大帮助，在为该报撰稿这件事上，他一方面要把马克思的德文稿件译成英文，另一方面又亲自撰写了大量军事方面的稿件。在三年多时间里，马克思为该报撰写了几百篇文章，报纸以每篇两美元的标准向他支付稿酬。这些文章尽管都是时评，马克思的写作态度依然非常认真，这些涉及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热点的文章，受到了广泛欢迎。马克思关于中英战争的文章，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问世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就是“亚罗号”事件。马克思1857年（清咸丰七年）1月23日发表的《英中冲突》，作为该报的社论，分析的就是“亚罗号”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英国人硬说，造成冲突的原因似乎是某些中国官员没有向英国领事提出请求而自行登上了停泊在珠江江面的一只划艇，强行带走了几名中国罪犯，并且扯下了飘扬在划艇桅杆上的英国国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页112）1857年4月10日，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再次对“亚罗号”事件作出评论：“‘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不很大的中国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船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经一时获得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现在用作借口的‘侮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执照已经满期了。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而且船员中有几个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怙恶不悛的罪犯而想予以逮捕。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时，水师听说这些罪犯藏匿船中，便逮捕了他们；我们的港口警察要是知道附近某一只本国船或外国船上藏有水贼和走私贩子，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同上书，页176）

马克思获得中英冲突有关资料的主要渠道来自英国媒体。为了写这些文章，马克思甚至专门跑到英国国会旁听上院和下院有关此项问题的辩论。（黄宇和《帝国主义新析——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页45）马克思引述了“亚罗号”事件中方的当事者——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辩护：“本大臣办事人员进行逮捕时，未见任何外国旗帜，并且委派办理此案的官员在审讯犯人时，证实该艇决非外国船只，因此本大臣认为没有任何错误。”（同上书，页114）对此，马克思以十分赞同的口吻评论道：“确实，这个中国人的逻辑力量是如此令人信服地把这全部问题都解决了，——显然，这里不再存在任何别的问题。”（同上书，页114-115）

1857年3月16日，马克思在《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一文中，披露了英国议会对于中英冲突的辩论情况。他引用了英国议会反对党领袖得比勋爵在下院质询时的证词：“该船是由中国人建造、中国人俘获、中国人出售、中国人购买的，船员是中国人，船归中国人所有。”（同上书，页149）英国人硬说这只中国船是英国商船，道理何在呢？马克思寥寥数语揭穿了其实质：这只船“是靠在香港买到了英国船籍登记证或航行执照。这种登记证的法律根据是1855年3月香港地方立法机关所颁布的命令。但是，这个命令不仅违背了中英之间的现有条约，并且还取消了英国自己的法律。因此，它是无效的。”（同上）另一名英国官员林德赫斯特勋爵在下院质询时，用语尖锐而辛辣：“约翰·包令爵士（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公使——笔者注）……自己承认船籍登记证是无效的，那只划艇没有权利挂英国国旗。可是请注意他所说的话：‘船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不过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不要把这一点透露给他们。’……实质上他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人并没有犯下任何违背条约的罪过，……我们坚持要求（中方）赔偿损失并且要求在送回被捕者时举行特别仪式。要是不按照这种仪式送回水手，那末……直到我们强迫中国人屈服为止……”（同上书，页151）从这段质询来看，英国政府内部不乏公平正义之士，从中也可看出，香港总督的立场却是典型的无赖与流氓。

对于无赖和流氓自然没有什么真相与正义可讲，果不其然，1856年10月23日，约翰·包令以“亚罗号”为借口，下令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西马糜各厘（今译“西摩尔·迈克尔”——笔者注）对广州城发起炮击，从而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林德赫斯特勋爵就此谴责说：“以往有过比这更恶劣更可耻的行为吗？还有过比这位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的人提出的口实更虚伪的吗？”（同上书，页151）虽然英国下院通过辩论通过了对首相帕麦斯顿（中国史书译为“巴麦尊”）的不信任案，但其却极其强硬地解散了议会，并最终发动了侵华战争。

对于这一是非明确的国际政治事件，“英国舆论界另一家著名的报刊却用比较合乎人情和恰当的语气表示了意见”，《每日新闻》写道：“真是奇怪，为了替一位英国官员的被激怒了的骄横气焰报仇，为了惩罚一个亚洲总督的愚蠢，我们竟滥用自己的武力去干罪恶的勾当，到安分守己的和平住户去杀人放火，使他们家破人亡，我们原来是像不速之客那样闯入他们的海岸的。”（同上书，页117）在英国，在约翰·密尔、阿克顿勋爵等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下，政治与媒体仍然保留着独立与自由的传统，在这种氛围之下，英国媒体总还是可以发出一些独立与正直的声音。

马克思指出：“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是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同上书，页177）马克思一系列正气凛然的评论，是在引用了英国官方和媒体大量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马克思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外国人，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所在国的政治与外交政策，这一方面说明马克思本人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同时也说明，英国社会由于其悠久的自由与宪政传统，从而保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在中国惨遭西方列强欺凌侵略、瓜分豆剖的年代里，马克思利用美国媒体深刻地揭露道：“自从关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不断地诬蔑中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非难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可是，除了划艇‘亚罗号’事件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诬蔑。”（同上书，页176）马克思义愤填膺地指出：“中国人针对着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九十九件控诉。”（同上书，页177）

然而，在我国，这些年来，一些学者经常引用法国文学家雨果的言论谴责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的行径，并不断在媒体上喧嚣收回圆明园兽首的种种“新闻”，他们却极少引用马克思谴责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言论，也不知是否出于某种政治忌讳有意回避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俄国在这次战争中鲸吞中国辽阔国土的罪行。似乎在这些人心里，丢失的那些普通中国人在当时根本不可能一见的皇家珍宝，比中国丧失的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要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