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都在天罡星序列，虽然天剑、天罪、天败，星名不吉，毕竟属于“第一梯队”。

上梁山前的三阮，以打鱼为生，虽也从事私商，但属于根正苗红的“贫下中渔”。智多星吴用在探得了梁中书筹备生辰纲的消息后，策划劫持，急需人手，三阮就成了重要人选。由于吴用不了解三阮此时的心思，以需要“十数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鲤鱼”为名，赶赴石碣村，试探他们的口气。饮酒闲谈时，谈到了梁山话题。

此时的梁山，已被王伦为首的小股强寇所占，研究一下以三阮为代表的普通民众对梁山强人的看法，不仅有利于理解三阮后来何以也到梁山聚义，对于理解传统理论毫无保留地肯定农民造反的意识形态，也不为无益。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三阮生活在梁山泊水边，梁山泊就是他们的衣食之源。听阮氏兄弟说，在这附近已打不到大鱼，只有梁山泊里才有，吴用问道：“这里和梁山泊一望不远，相通一脉之水，如何不去打些？”三兄弟的回答是这样的：“在先这梁山泊是我弟兄们的衣饭碗，如今绝不敢去！”（阮小五）“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阮小七）“这几个贼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鱼。如今泊子里把住了，绝了我们的衣饭，因此一言难尽！”（阮小二）在三兄弟看来，这梁山强人，只有打家劫舍，却无杀富济贫，对当地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与破坏。可见，阮氏兄弟对梁山强人充满了憎恨与敌视。

那么，三阮对官府的态度如何呢？应当说，在任何制度之下，梁山聚义这种落草为寇的“黑恶势力”，都是国家机器打击与消灭的目标。无论是封建皇权，还是民主共和，保护百姓防止盗匪的骚扰与侵害，是历代官府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官府在梁山泊地区的治理情况如何呢？这可以从吴用与阮小五的对话中看出一些端倪。吴问：“偌大去处，终不成官司（指政府、官府）禁打鱼鲜？”阮说：“甚么官司敢来禁打鱼鲜！便是活阎王也禁治不得！”吴又问：“既没官司禁治，如何绝不敢去？”在闻听了梁山强人的危害之后，吴问：“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阮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哪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屎尿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

在三阮眼里，梁山强人是明火执仗的强盗，官府则是身穿官服的强盗。在祸害百姓方面，两者并不存在根本区别。这说明在当时的制度之下，百姓身受双重侵害，一方面是强盗抢劫，一方面是官府盘剥。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北宋地方政府，只会欺压百姓，在治理盗匪方面，却无所作为。尤应指出的是阮小二这句话：“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意指免交了官府的税费）。”可说是道出了千古悲凉。金圣叹就此评论道：“十五字抵一篇捕蛇者说。”《捕蛇者说》是唐代柳宗元的名作，文章的主旨可以用孔子的“苛政猛于虎”来概括。可见，三阮对官府的愤恨与仇视，并不亚于梁山。

三阮既憎恨梁山，也仇视官府，这在心态上似乎是两难选择。其实并不尽然，如同楚霸王起兵之前对秦始皇充满了“彼可取而代也”的艳羡一样，三阮对梁山也有着某种羡慕的意味。正如阮小五所说：“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阮小七说的更直白：“‘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由此可见，历代的农民造反者，成功了的如朱元璋，失败了的如李自成，旗号可能不同，主旨大体如斯，无非就是推翻一个王朝，建立另一个王朝而已，体现的只是旧体制的复制，实现的只是历史的循环。在这一问题上，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就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形象。在阿Q式的革命胜利之后，无非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心里想的都是元宝、洋钱、宁式床，吴妈之类。而这正是造反的局限与历史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