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厚为牧惠的《歪批水浒》作序，标题为《牛二万岁》。“万岁”二字，是从时间上说的。我说“遍地牛二”，是就空间而言的。二者结合起来，这个命题就变成了牛二在时空中的存在状态。

在《水浒传》中，牛二是个不入流的小人物，不仅他不属于梁山好汉，而且他是“准梁山好汉”的刀下之鬼。书中对他的描写是这样的：“只见远远地黑凛凛一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攧撞将来。……原来这人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毛大虫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第十一回）

这个场景看着有点眼熟，很象当今城乡不时可见的盲流、街痞、泥腿、无赖、流氓，其主要特点是，没有正式职业，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稳定收入，缺乏文明教养，缺乏人伦道德，缺乏法律意识，横行街市，侵暴乡邻，敲诈勒索，偷盗抢劫；拉帮结伙，画地为牢，自立山头，独霸一方；明火执仗，群殴打斗，骄横跋扈，逞凶斗狠；圈子崇拜，狐假虎威，狗仗人势，欺软怕硬；赌博吸毒，好逸恶劳，为非作歹，丧尽天良，……人们通常将这些人称为人类的渣滓，社会的毒瘤。对这些人而言，道德如春风马耳，法律也鞭长莫及。这些人的存在，严重威胁百姓生计，严重破坏生活环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影响地方风尚，严重削弱管理绩效。这似乎是一种民众害怕，官府没辙的社会顽疾。

这样一幅粗线条的描绘，不仅包括了牛二这一特殊物种，也包含了梁山好汉的部分群体。在十字坡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夫妇，在刘家庄强抢民女的小霸王周通，在快活林垄断市场、强买强卖的金眼彪施恩，以及清风山上的强人，揭阳岭上的三霸，……在作恶程度上，这些人与东京街头强买杨志宝刀的牛二，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牛二“我没钱”“我偏要买你这口刀”的逻辑，李逵在江州城里输钱赖账、在浔阳江边强抢鲜鱼，他的逻辑与牛二有何差异？如此看来，牛二是没上梁山的“好汉”，有的“好汉”是上了梁山的“牛二”。牛二是个体的梁山“好汉”，梁山“好汉”是群体的牛二。这样说只是极而言之，在牛二与108人的个体比较中也许存在差别，但应看到，牛二与部分梁山“好汉”的确存在着虽非重合至少相交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梁山群体本质上属于社会游民，游民也称游民无产者或流氓无产者，这个群体通常有以下特征：天然的反社会性，主动的进攻性，紧密的帮派性，鲜明的反文明性。揆诸历史，这个群体曾是我们倚重的革命力量。在早期政策中，往往无视或低估这些人的“破坏性”，只是重视这些人“很能勇敢奋斗”，并由此断言他们“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1948年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的《毛 泽 东选集》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 泽 东对农村革命力量的分析还是客观的：“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有些确是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这些显然就是牛二之类的无业人员。毛 泽 东认为赤贫是农村革命的基本依靠对象，那么，何谓赤贫呢？他指出：“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由此可见，“赤贫”这个群体，与上梁山前的刘唐、白胜、薛永、时迁甚至牛二之流属于同一阶层，这些人在湖南地方也被称为“痞子”。他们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是如何“革命”的呢？“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湖南运动考察报告》）而这些行动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的名义下，竟然被视为“好的很”。

由这些人的“革命”形象，很容易联想到阿Q，阿Q打算“革这伙妈妈命”时，同样暴露出浓重的牛二习气，“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首先是杀人，“第一个该死的是小Ｄ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然后是发财，“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接着是女人，“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可惜脚太大。”鲁迅先生在《叶紫作〈丰收〉序》中曾指出：“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因为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何谓 “水浒气”？“水浒气”就是流氓气、痞子气。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牛二与梁山的“好汉”、近代的阿Q，确又半斤八两、难分轩轾。

牛二这一物种大抵是专制制度的特产。有了这样的土壤与环境，牛二这样的物种自然就会繁衍生息，子孙繁盛。黄永厚先生不无忧虑地指出，“牛二不死、还活着，活得比在《水浒》里更潇洒，……直是如鱼得水一般，楼梯口，大街上，公共汽车里……所在都是，毛骨悚然。”“他只凭‘大自然’驱使，为所欲为，快乐逍遥，决不迈出畜生一步。”

梁启超在110年前就曾指出：“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水浒气”在中国社会之流布，100年前可说是“古已有之”，在今天可说是“于今为烈”。他进一步指出：“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馀！”他的意思是说，《水浒传》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影响超过许多高头讲章、煌煌大著，它已经影响到中国人的“潜意识”，以致于21世纪的中国，在城市、在乡村、乘飞机、坐火车，甚至在国际航班上，如同身处水浒寨中，处处都是梁山“好汉”，处处可见没毛大虫牛二。网上流传的赤裸上半身、手持U形锁，砸毁民众汽车，打残无辜百姓的男子，不也是今日牛二的缩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