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方成先生有一幅著名漫画——《武大郎开店》。店里的伙计说：“我们掌柜的有个脾气，比我高的都不要”。一时成为嫉贤妒能的代名词。《水浒传》里的武大郎虽是卖炊饼的，并不曾开店。王伦是梁山泊的创始人，长期担任山寨的一把手，他的用人方针，倒极像方成笔下的武大郎。

王伦这个人物在《水浒传》中并不入流，按照金圣叹的说法，《水浒传》一部大书，是在林冲火并了王伦并推举晁盖作了梁山寨主的第十九回才真正开始。研究王伦这个人物有什么意义呢？《水浒传》这部小说，多角度揭示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态。在当今社会，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一把手的用人政策，总能看到王伦的影子。中国官场的用人规则，客观上存在着“精英淘汰”的逆向规律，“武大郎开店”只是表现方式之一，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会创造不同的技巧与功能。

林冲初上梁山时，书中曾对王伦的身世略作交待。这王伦“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第十回）后来虽又来了宋万与朱贵，因本事均极平常，对其并不构成威胁。因此，王伦已经习惯了在庸人堆里发号施令，打家劫舍，喝酒吃肉，不思进取，悠哉游哉地作他的小寨之主、小国之君。应当说，正是因为柴进介绍林冲上山，打破了山寨的平衡，搅乱了王伦的美梦。

王伦等人落草梁山，对于济州地方当局来说，是一股无法容忍的“黑恶势力”，官军对梁山的剿灭是早晚的事情。按说，王伦作为一寨之主，应当招兵买马，广纳贤才，只有壮大了自身力量，才能使梁山成为稳定的“根据地”。一个平庸无能之辈，一旦作了一把手，在用人问题上，往往采取武大郎开店的政策，将一切有可能“比我高”的人才统统拒之门外，其所选择和信任的同僚或部属，往往是一些虽非“狗熊”但绝非“英雄”的俯首听命之辈。这就是直到当今何以一些地方和单位往往是佞人得志、人才灰心；庸人腾达、英雄气短的基本原因。林冲上山之初，王伦碍于柴进的面子，同意收留，但却把林冲排名在朱贵之前、宋万之后，坐了第四把交椅。当他得知林冲系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自忖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著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正是这种气量偏狭，嫉贤妒能的阴暗心理，促使他对林冲下达了逐客令，借口弯弯曲曲，无非是“小寨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后误了足下”云云。虽然在杜迁等人的劝说下，王伦怕背负对柴大官人忘恩负义的恶名，仍然要林冲在冰天雪地的三日之内，交上“投名状”（一颗人头），作为上山条件。

王伦的雪天三限，将林冲逼到绝境，直到第三日碰到杨志。王伦见两人武艺相当、势均力敌，于是又动起了歪主意，“若留林冲，实形容得我们不济，不如我做个人情，并留了杨志，与他作敌。”不要小看了王伦的心机，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如果一把手是个平庸之辈，他往往会作出两种考虑，手腕差一点的，就是将有德有才者，冰冻冷藏，投闲置散，不赋予权力，不分配资源，不透露信息，使之淡出权力中心，淡出公众视野，从而成为无足轻重的边缘人或逍遥客。除非如南宋朝廷之于辛弃疾，在一个小天地中，这种伎俩很难得逞。手腕高一点的，是想方设法在同僚与部属之间制造对手，制造摩擦，制造矛盾。不过，这样的安排并不同于“三权分立”，而是一种互殴与内耗。如此以来，同僚与部属转移了焦点，消耗了能量，降低了威信，才便于一把手以“永远正确”的面目，进行制约与平衡，从而永葆“仲裁者”、“裁判员”或即“山寨老大”的地位。王伦在林冲与杨志之间，一拒一迎，一冷一热，就充分暴露了这种小国之君的卑劣动机。这种档次的一把手，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拉帮结派，或地域帮，或系统派，或同学党，或乡谊会，王伦在危机之际，不是也曾高喊：“我的心腹都在哪里？”不要说这类团伙作用不大，作为一种权力基础，一种生存智慧，一种倾轧手段，在任何单位，四五同党，纠合起来，对“非我伙内”集中投下“不称职票”，都会构成重大威胁。“白衣秀士”王伦，并不白给。

　　然而，对于梁山来说，用人政策，事关生死存亡，嫉贤妒能，为丛驱雀，闭关自守，自相残杀，只能是死路一条，生存都不可能，遑论发展？王伦的自寻死路，晁盖等人的上山，梁山才真正出现了“蓼儿洼内，前后摆数千支战舰艨艟；水浒寨中，左右列百十个英雄好汉”（《水浒传》第九回结尾句）的光明前景，从而开辟了梁山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