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事者按照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方式，在网上搞了个“中国当代杂文108将”，将笔者也编排在内，谓之“小旋风安立志”。其实，在下安敢与“小旋风”相比？《水浒传》中的“小旋风”，姓柴，名进，坊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唤做小旋风，本系大周皇帝柴世宗嫡派子孙，是真正的“官N代”、“富N代”。这柴进因有太祖武德皇帝敕赐的“誓书铁券”护身，且又专爱结交天下好汉，因此，在沧州地面，可谓官匪两顾、黑白通吃。

说来奇怪，柴进作为皇族，竟与林冲这个刑事犯结下了不解之缘，两人素不相识，只因久闻大名，于是一见如故，又是安排食宿，又是赠送金银，特别是柴进曾两次为林冲写过“介绍信”。分析一下这两次书信的功能，对于今天的人们认识北宋的社会百态不无意义。

一次是写给官府的。在林冲行将到沧州牢城服刑，柴进置酒送行，同时给监狱当局写了两封书信，分付林冲：“沧州大尹也与柴进好；牢城管营，差拨，亦与柴进交厚；可将这两封书去下，必然看觑教头。”（第八回）林冲被高俅诬陷入狱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从开封府到沧州牢城，遵循的毕竟还是大宋法律。只因柴进与沧州地方官员及监狱管理当局交厚，就可法外开恩。可见，宋代的法律废驰，有法不依，已经到了十分常见、十分普遍的程度。金圣叹就柴进的书信评价说，“此物每与银子一样行得通者，正为此物即银子也。”差拨说的更直白：“既有柴大官人的书，烦恼做甚？这一封书值一锭金子。”果不其然，因为有了这封信，林冲在沧州牢城，不仅免去了一百杀威棒，而且除掉了项上枷锁，还安排了打扫天王堂这样一个既省力又干净的差事。柴进写给沧州官方的这封信，对于帝国的法律，客观上起到了腐蚀与抵销的作用，由于“人情大于王法”，从而使朝廷法律失去了权威与信誉。然而，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差拨、管营又接到另外一封书信，那就是陆谦转交的高太尉的书信。虽然都是书信，但“含金量”却截然不同，柴进的书信体现的不过是“人情”，而高俅的书信体现的则是“权力”。在差拨、管营这些唯利是图的小人眼里，柴进的书信只值一锭金子，而高俅的“钧旨”比一锭金子还重。于是这两个拿过林冲的银子，买过柴进的面子的执法者，立即着手对林冲的暗杀行动。这就是在权钱交易中，权的份量往往比钱更重的例证。这也说明，执政当局与执法人员以权乱法、执法犯法，往往比柴进的以金钱与人情钻法律空子，对国家法律与政府威望的影响更坏、危害更大。

另一封是写给梁山的。在朝廷眼中，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都是反贼，都是乱党，这类的不稳定因素，其危害是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林冲在山神庙杀了陆谦等三人后，受到朝廷通缉，走投无路，又是柴进施以援手，柴进对林冲说：“既是兄长要行，小人有个去处，作书一封与兄长去，如何？”林冲同意后，柴进介绍道：“是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尝寄书缄来。我今修一封书与兄长去投那里入伙，如何？”（第十回）金圣叹就此批道：“水泊之有众人也，则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则柴进之力也。名柴进曰‘旋风’者，恶之之辞也”。在金圣叹眼中，柴进的绰号“小旋风”并不是好话，乃“恶之之辞也”。的确，柴进作为前朝的皇裔，即使得到当今朝廷的庇护，仍然对当局离心离德，不仅以情渎法，以钱坏法，销蚀着帝国的典章制度，而且与朝廷的敌人私相勾结，梁山贼寇的形成与坐大，柴进脱不了干系。特别是柴进将林冲这样因受到朝廷迫害而“被敌视”的原本的“体制中人”，窜掇到梁山，以林冲的能力与影响，显然壮大了作为朝廷隐患的反叛力量，从而削弱了朝廷清除隐患的努力。

　　在北宋末年，当徽宗赵佶整天陶醉于延福宫和万岁山（后称艮岳）这样的政绩工程之中，整天沉溺于瘦金体与花鸟画的盛世情结之内，从高俅到柴进，从东京到沧州，从殿帅府到牢城营，北宋官场的堤坝已经出现了“管涌”，北宋政权的基础已经出现了“裂缝”，甚至许多地方政权与国家机器已经黑社会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承受得住金兵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