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水珠可以照见太阳的光辉，一对警察可以观察宋代的兴衰。这“一对警察”指的是董超、薛霸。董超、薛霸在《水浒传》中是那种令人过目不忘、深恶痛绝的小人物。当代诗人聂绀弩曾有诗专门写过这两个人：

　　解罢林冲又解卢，英雄天下尽归吾。

　　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

　　鲁达慈悲齐幸免，燕青义愤乃骈诛。

    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

董薛二人在金圣叹评点的七十回本里，从第七回出场到六十一回丧命，虽只露脸两次，其影响却贯穿全书。从野猪林到大名府，从豹子头到玉麒麟，两次使命，两起事件，却是一样的阴狠邪恶，一样的灭绝人性。可怜东京英雄、河北豪杰，一旦落入这两个贼徒手中，纵使你英气冲天，武功盖世，也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董薛二人在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穷凶极恶、狼心狗肺方面，的确难辨高低，不分轩轾，真可谓一丘之貉、一对坏蛋。因此，对于董薛二人，已经没有必要从自然属性上加以区分，只须把他们看作一组代码、一组符号，看作北宋时期司法黑暗的象征，这就够了。正是这两个披着公安外衣的贼徒，凭仗着国家机器的权威，一笔不苟地书写着北宋的腐败，一笔不苟地书写着专制的兽性。在以赵佶为班长，以蔡京、高俅、童贯为成员的领导班子治下，出现一些董超、薛霸之类的公务员是不可避免的。

在专制社会的任何环节，公权力都会找到寻租机会。董薛二人的角色，类似于今日押解、转移刑事犯人的刑事警察。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职业的选择并无对错之分。林卢冤案的始作俑者并非董薛二人，押解林卢到远恶之地，都是上级差遣，这样的使命并无大错，错的是董薛二人徇私枉法，谋财害命。在当时的社会中，处于权力顶峰的高太尉，处于权力中层的蔡知府，处于权力基础的时知县都是如此，在北宋的司法系统中，董薛二人只能算神经末梢。俗话说：“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董薛二人虽然处于政权底层，却具有不可替代的“现管”之便，也就有了生杀予夺的“临机”之权。高太尉身居权力中枢，意欲谋害林冲，也只得指使心腹陆虞侯给董薛二人送上10两金子，并承诺事成之后再送二人10两。（第七回）押解卢俊义去沙门岛，夺妻害主的前管家李固，没有权力作后盾，只能在利益上给好处，首先送给每人一锭大银，并许诺只要杀了卢俊义，再送上50两蒜条金。（第六十一回）

董薛二人的行径，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其物欲，正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水火棍——专制政权的国家权力象征，才调动出了他们作为人类的灵魂深处最原始、最阴暗、最邪恶的因子。马克思曾经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P414）董薛二人在宋朝的官场上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小人物。他们虽然不是官，但也算作吏；虽然不是县官，至少也是“现管”。名闻天下的武师，远近驰名的富豪，一旦落在他们手里，“英雄天下尽归吾”的快感就会油然而生。英雄也有今日，豪杰又当如何，都成了他们砧板上的鱼肉、竹笼中的鸟雀、猛兽的猎物，残酷地侮辱他们，暴虐地折磨他们，才能满足其平日只能仰望、只能流涎的自卑心理。技术含量不高的开水烫脚，先施于林，后施于卢，他们的痛苦呻吟，他们的艰难步履，他们的乞求陪情，他们的求生不得，都灌溉着、滋润着这种邪恶的毒火，让其感到满足，让其感到解气，让其感到平衡。汉初开国元勋绛侯周勃见疑入狱，出狱后感叹道：“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史记》卷五十七）产生这种感受的恐怕也要加上亲身体验过的林冲和卢俊义。

但凡这类歹徒或恶人，往往有着独特的生存能力，兼备着狼与狗的两种品性。先说其狼性。不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英雄豪杰，只要犯在他手里，就会成为其砧板肉、碗中食，喝斥、责骂、侮辱、摧残，无所不用其极。在林卢面前，董薛二人充分暴露出狼性的一面，其阴狠、残忍、恶毒、狰狞，无不登峰造极。无论你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还是河北三绝、北京首富，“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成了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再说其狗性。大凡这种人，往往如同官家养的看门狗，见到高官，唯唯诺诺，献媚邀宠；见到乞丐，狗仗人势，狂吠不已。陆谦为害林冲，先约董薛密谋，双方初次见面，陆谦自报家门，一听是太尉心腹，董薛二人立刻象狗一样，满脸堆笑，诺诺连声，连连以 “小人”自称。他们谋害林冲，决不仅仅因为区区10两金子，而是有了一个为权门效忠的绝好机会。

金圣叹曾在书中写下这样的批语：“最先上梁山者，林武师也；最后上梁山者，卢员外也。林武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卢员外，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由此可见，董薛二人对于这部书的特别意义。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农民造反的书，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主张招安的书，我以为，《水浒传》是一部揭露腐败的书。北宋末年，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然而，从官方到民间，从高层到基层，从制度到精神，在这个“宣和盛世”里，隐隐体现了一种末日来临的堕落光景。林卢都属“逼上梁山”，性质却截然不同，林为官府所逼，卢为梁山所害。但在充军的经历上，却都共同遭际了董超、薛霸两个魔鬼。董薛二人作为专制政权的末梢，正是他们的为恶，才将林卢这类一流的英雄豪杰输往梁山。对于朝廷，他们有过错；对于民众，他们有罪恶；对于梁山，他们还有功劳。这样的看法自然会有异议。不过，董薛二人的两次使命，无论如何，都为揭露北宋末年的腐败提供了有力证据。

写作这样的文稿难免产生非议。或谓将古代小说拿到今天作话题比拟不类；或谓董薛二人作为执行者情非得已。古代小说也是文学，同样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从古代文学描写的世道人心中，如能发现观照现实的镜子，未必都是坏事。这些年出现的监管对象因为“躲猫猫”、“喝开水”、“作恶梦”、“上厕所”等名义，在看守所或派出所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是否仍可看到董薛二人的影子？如谓董薛二人之谋害林冲，完全是执行高太尉的指令，作为执行者，二人情非得已，这使我想起了一则外国案例。1989年冬季，克里斯·格夫洛伊企图偷越柏林墙逃向西德，被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开枪打死。1992年2月，亨里奇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受审。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柏林法庭最终判处亨里奇三年半徒刑。法官西奥多·赛德尔这样解释他对被告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就董薛二人来说，谋害林冲有来自中央高层（殿帅府）的指示（尽管这指示超越了开封府的判决）而“情有可原”，那么，谋害卢俊义则直接违背了梁中书的指示又作何解？北宋王朝的覆灭已经800多年，两德统一也已20多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些话不大说了，然而，“文革”期间参与“打砸抢”的“三种人”，不都在“大形势”、“大背景”的借口之下心安理得地潜伏下来了吗？我们说，董薛二人流年不利，野猪林害林冲因鲁智深坏了好事，得罪了高太尉，换了单位；大名府郊野，碰上浪子燕青，害卢俊义不成，丢了小命。情节无法假设，假如再给董薛二人一次机会，相信这两个贼徒仍会贼性不改，重操旧业，因为“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本来就是肯定陈述句。“不死的董超薛霸”，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