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小说，小说是虚构的，但在金圣叹看来，“《水浒》胜过《史记》”，区别只在于，前者“以文运事”，后者“以文生事”。《水浒传》中开封府审理林冲案，如同《红楼梦》中应天府审理薛蟠案，虽是小说家言，总能看到现实社会的影子。

在《水浒传》中，出身破落户的高俅，只因钻营权门，被道君皇帝宋徽宗“抬举为”殿帅府太尉，执掌了大宋帝国的军权，在林冲案中可以视为“权力”的一方。开封府作为北宋政权的直辖首府，在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下，府尹同时也是法官，可以视为“法律”的一方。身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的林冲，原是“体制内”的人，他的被诬，并非普通案件，分析其中权力与法律的互动，为分析赵宋政权的政治运作，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标本。

案由简单，证据充分，作为“权二代”的高衙内，仗着“我爸是高俅”，欺男霸女，为强占林冲之妻，他通过高太尉设局，诬陷林冲手执利刃擅闯军机重地，意在行刺。林冲落入圈套，如何处置呢？高俅命令把林冲“解去开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问，勘理明白处决。”(《水浒传》第七回)一句“分付”，一个“处决”，这哪里是案件移交，分明是不折不扣的上级指示！围绕林冲一案，殿帅府与开封府，高太尉与滕府尹，一个权力，一个法律，其实质地位，显然不在一个层级。

如同葫芦案中的贾雨村与小沙弥，滕府尹与孙孔目的庭外对话，对宋徽宗治下的政治结构，揭示的淋漓尽致。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上，小说是从四个层次递进叙述的。

第一层次，林冲一案，人证俱在，冤情确凿，当案孔目孙定鲠直好善，试图加以周全，却遭到开封府主要领导人滕府尹的拒绝。他未经审判，“有罪推定”。然而，林冲犯下的“这般罪”并不是法律判断的结果，而是权势预谋的诬陷。高太尉不仅“批仰定罪”，甚至连罪名都确定了，“定要问他‘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这说明，在专制政体之下，根本没有司法独立行使的空间，法槌只能听命于权杖，而所有的法庭审理不过是对权力意志的确认与背书。

第二层次，孙定显然不同意滕府尹的说法，他不无挖苦地指出：“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金圣叹就此批曰：“虽无孔目唐突府尹之理，然自是快语。”作为“法律工作者”，孙孔目话虽不多，却痛快淋漓地揭示了宋代法律的实质。在皇权制度之下，既然是皇帝的庞臣高太尉交办的案子，那么，法律和“法院”就不可避免地变为“高太尉家的”“家法”和“私刑”。孙定的话，说到了制度的痛处，难堪的滕府尹只会加以斥责——“胡说!”

第三层次，这位孙孔目“鲠直”的只剩“一根筋”，索性扒开了高太尉家的“垃圾场”：“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金圣叹在这段话中一则批语颇有意思：“言高府中则多犯弥天之罪耳，应杀应剐耳。”孙定这番话，极其深刻，一方面，真正犯有弥天大罪的正是高太尉本人，正是手握国柄的朝廷要员，另一方面，他的所有罪恶都是由司法机关与之共谋的。

第四层次，孙孔目一口气说出高太尉的累累恶行，使得滕府尹哑口无言，只是讪讪地问道，“据你说时，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断遣?”两人合计的最后，仍然只能以司法机关本来就是“高太尉家的”这一事实为前提，并将无辜的林冲定为重犯，“刺配远恶军州”。这个结果，没有改变冤案的本质，只是略微减轻了冤案的程度而已。即便如此，也还是在高太尉“情知理短，又碍府尹”的情况下达成的最好结果。不要以为权力还有些许的怜悯与仁慈，高太尉决然不会放过林冲，后来发生的野猪林、草料场的谋杀事件，就是明证。

在当今社会，经常碰到“权大还是法大”这样的幼稚问题。当今之“法”，虽然叫作“国法”，当今之“权”，虽然称为“民权”，不要低估了传统的惯性与文化的惰性。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体制下，“王法”其实是皇帝的“家法”，官员其实是皇帝的“家臣”。以林冲案为例，“高太尉”的意志是凌驾一切的，“开封府”不过是权势者整肃弱者的枷锁与镣铐。在“高太尉”与“开封府”的互动中，“高太尉”言出法随，颐使气指，“开封府”如同奴仆与婢女，在“高太尉”的指使下，“开封府”倒成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同谋与共犯。“体制内人”，尚且如此，遑论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