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看《红楼梦》，深为秋纹丫头安于奴隶地位，以作奴隶自得的心态感到悲哀。王蒙也认为，大观园的丫环们有着一种“不奴隶，毋宁死”的情结。《水浒传》第二回，描写了一个可怜的女子金翠莲，从她身上，似乎也有这种情结。四大名著的作者，既是作家，也是思想家，这种相同或近似的看法，只能说“心有灵犀”。

鲁达与史进、李忠正在酒楼饮酒，遇到了卖唱的金翠莲父女。这个原籍东京的女子，到渭州寻亲未遇，被一个财主镇关西郑大官人以三千贯纳为小妾。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强媒硬保”，二是“虚钱实契”，可见，这连纳妾都不是，形同买卖奴隶。由于这郑大官人是个“妻管严”，金小姐被那位“河东狮”赶出郑家，却被追讨根本没有到手的典身钱。

也是这金小姐幸运，遇到了仗义行侠、打抱不平的鲁达，于是才发生了著名的三拳打死镇关西。这情节是否血腥，课文应否保留，另当别论，至少这金小姐在鲁达的帮助下，不仅逃出了虎口，而且获得了资助。

故事到此并未结束，人命在身的鲁达，由于逃避官府通缉，却在代州的雁门县再次碰到金家父女。此时的金翠莲已非昔比，不仅“衣食丰足”，而且雇佣了“小厮”与“丫环”，也就是说，原本奴隶身份的金翠莲，反而雇佣了奴隶，似乎已晋身奴隶主。其实，她的身份如同渭州经历的重演，一样有人作媒，一样结交了财主，一样为人作妾。“养作外宅”，自立门户而已，与今之贪官“外面彩旗飘飘”，别无二致。

对于金小姐在渭州和雁门的两段经历，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话概括极为准确：“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笔》）在渭州时的金小姐，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期。她不仅没能拿到典身钱，而且被郑的老婆赶出家门，只能在酒楼卖唱挣钱糊口并偿还身契。而在雁门时的金小姐，可说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期。虽然金小姐衣食无忧，又有仆人伺候，但其地位只是赵员外独享的玩物而已。读者往往不注意这个细节，在金老汉把鲁达这个救命恩人请进女儿住所予以款待之时，赵员外竟然疑其招引“郎君子弟”，从而演出了一幕“捉奸风波”（金圣叹语）。

从渭州到雁门，虽然金小姐的奴隶身份始终未变，但她们父女“能够有今日”的感觉，仿佛从地狱来到天堂。甚至我们可以想像，与金小姐处于同一阶层的人们，还会有人企盼能够摊上赵员外这样的主子，还会有人羡慕金小姐目前的境遇。对于金小姐的命运，也许人们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论人议事，人们永远无法超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金翠莲的身世与遭遇，在一定的经济地位的约束之下，在所处时代伦理观念的羁绊之下，很难主宰自身的命运，也许只能沦为他人的附庸。

    辛亥革命今年100周年了，导致人身依附的经济原因基本消除。然而，奴隶地位与奴隶心态如同不可分离的软硬件，奴隶的形成，不仅囿于经济条件，制度与文化仍然起作用。渭州时的金翠莲，作为郑屠的奴隶，虽然书中并未描述她的“不平”与“挣扎”，毕竟“不过是单单的奴隶”。而雁门时的金翠莲，她不断地“赞叹，抚摩，陶醉”于新的奴隶生活，不仅安于奴隶地位，惬于奴隶生活，还常常“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这样以来，她就不再是一般的奴隶，而已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鲁迅《南腔北调集·漫与》）在这种情况下，别说鲁达，任谁对她都无药可医了。小说是社会的影像。习惯于极权的庸民们，陶醉于曾经的圣主，怀念着故去的星辰，回忆着已逝的清贫。政治宽松时，如同碰到了赵员外，满足于“暂时作稳了奴隶”；时局动荡时，就如同遇上了镇关西，就只能“想作奴隶而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