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一些网络用语，或过度简化，或粗制滥造，或低俗粗鄙，……是许多人的看法。然而，网络中的“热词”，有的却相当古老；网络上的白字，有时乃有意为之。前者如“妄议”，后者如“山巅”。初涉网络的人们，往往莫名其妙，以致需要特别的说文解字。其实，这“山巅”就是那“煽颠”，它不是“煽动颠覆”的过度简化，而是“煽颠”的有意错写。虚拟世界的荒诞，往往是现实场域的反映。比如这滥用白字，就是避免“过敏”的障眼法。

北宋是历史上政治文化相当宽容的朝代，167年的历史，可谓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就奉行君主与士人共治的政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其开国领袖赵匡胤登基不久，就作出决定，立下誓约，并刻成石碑，供在密室，要求其后代继承皇位者必须单独入内，跪瞻默诵，恪遵誓约。第一条是有关厚待柴氏子孙的，涉及到赵宋政权的来源问题。第二条是实质性的条款，“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第三条是制约性的条款，“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1981年，页7-8）这说明北宋政权对于官员与文人在参政与言论方面，从一开始就提供了相当宽松的空间，并作出了制度性规定，而且在北宋政权存续的一百多年间，从未杀戮过朝廷官员与上书言事的文人，即使北宋时期唯一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对当事人苏东坡也只是降职贬窜而已。这一政策甚至延续到南宋时期，已经成为金人俘虏的宋徽宗赵佶，甚至从其关押地黑龙江让返朝的曹勋给其子赵构（此时已是宋高宗）带话：“艺祖（宋太祖赵匡胤）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宋史》，第33册，中华书局，1977年，页11700）

谈及历史上对功臣的保护及对谏官的宽厚，往往提及唐太宗及凌烟阁。然而，这只能体现为李世民个人的胸怀与气度，并未形成稳定的政策与措施。即使在唐代，不仅他的胸怀与气度“人亡政息”，就是他本人执政前期与后期，其表现也有很大差异。至于北宋以后存续时间较长的明清两代政权，其对官员的杀戮，对文人的迫害，文网密布，血溅丹墀，可谓登峰造极。历史车轮向前运行了几百年，其所反映的却是中国政治的黑暗与倒退。

防范性的政策条款，不能保证不出问题。但却可以成为处理相关问题的制约措施。仁宗年间，四川出现了一桩严重政治事件。“一举子献诗于成都府云：‘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有点类似“浔阳楼宋江吟反诗”。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个小知识分子公然鼓吹四川独立，统一繁荣的北宋帝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成都地方当局高度重视，知府大人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抓人（“械其人”）和上报（“表上其事”）。宋仁宗赵祯是怎么表态的呢？赵祯指出：“此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处于远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惭恧而死。（《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2年，页94）作为皇帝，言出法随，不仅未追究其刑事责任，反而提拔其当官，如此优裕地“给出路”，可谓宽大无边！此人可能感到对不起皇上，上任不久即惭愧而死。

知识分子有个毛病，朝廷一给点宽松政策，就忘乎所以；一些幼稚的文人往往得寸进尺，甚至将朝廷的公开宣示或者美好许诺信以为真，这就难免堕入“引蛇出洞”的夺魂阵中。嘉祐年间，刚刚进入公务员队伍的苏辙（苏轼之弟）在参加朝廷举行的“举贤良对策”考试时，竟然上书皇帝，“其略云：闻之道路，陛下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苏辙这张试卷至少犯了三大错误，其一，妄议朝政。“极言”朝廷之“阙失”。其二，诋毁仁宗。苏辙竟敢诋毁皇帝，甚至指责皇上沉溺酒色。其三，诽谤诬蔑。更为严重的是，苏辙对皇帝的批评，只是“闻之道路”、捕风捉影，显然属于诋毁抹黑。这一事件，性质极其严重。苏辙根据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公然指责他根本不了解也完全没根据的皇帝的私生活，不仅妄议朝政，而且指斥乘舆。倘若追究其政治动机，当然属于极其严重的恶毒攻击，当以“大不敬”之罪，推出午门，斩首示众。然而，在宋朝极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就是考官也未提出应当杀掉苏辙的建议，他只是认为，皇帝根本没有此等过错（“上初无此事”），苏辙的言论纯属恶意诽谤（“辙妄言”），只是拟议行政开除（“欲黜之”）而已。宋仁宗得知此事，居然指示说：“朕设制举，本待敢言之士，辙小官如此直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页69）意思是说，朝廷举行这场考试，本来就是为了选拔“敢言之士”，苏辙这样的小官，敢于直言朝政得失，不但不应受到处理，而且应当给予功名。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仍令史官编录”，其真意是把苏辙正常录取呢，还是要把此事编入皇上的“起居注”？即使是后者，也不必理解为赵祯意在青史留名而故作姿态。毕竟仁宗秉政41年，其宽厚、仁慈的从政生涯，并不以作秀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