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北宋仁宗朝的政治家，其声望不仅超出了仁宗皇帝本人，在民间早已供入神龛。反腐时代不能不提包拯，虽然从政治学的角度，包拯式反腐已是过时的制度安排。透明国际发布的2016年全球清廉指数前十名，除了亚洲的新加坡、澳洲的新西兰，全部集中于欧美国家。这些在清廉方面卓有成效的制度体系，大都体现为法治政体与公民政治，换句话说，权力都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清廉指数没有一个是靠“沙瑞金”、“侯亮平”们实现的。

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不仅具有考古价值，也有文化价值。古代墓葬中的重要发现，至少可以丰富馆藏。然而，要从中找出当今时代用以治国理政的器物或典制，确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古老国家自有古老的土壤，古老历史濡染了古老的民风，古老的民众早已习惯了古老泥土散发出来的古老气息。正是从这点出发，解剖一下包拯弹劾宋庠的案例，并非毫无意义。

宋庠、宋祁兄弟，同年科举入仕，可谓北宋的双子星座。宋庠官位高于其弟，曾任当朝宰相；宋祁文名盖过乃兄，人称“红杏尚书”。包拯弹劾的正是时任宰相、作为兄长的宋庠。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三月，当时的包拯只是一名谏官，甚至不具备“侯亮平”的检察权力，他居然对当朝宰相宋庠提出弹劾，称其“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略效补报。而但阴拱持禄，窃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全宋文》第2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页372）

在重视文官的北宋政治中，宋庠具有不俗的文学素养，其诗文在当时就很有名气。此人在官场上老成持重，慎静儒雅，颇具大臣风范，但他在政治上却稳健平和，较少建树，缺乏改革创新精神。不过，宋庠并没有明显的违法乱纪。《宋史》甚至评价他说，“明练故实”、“孤风雅操”、“呜呼贤哉！”（《宋史》第27册，中华书局，1977年，页9599）总体评价，宋庠还是一名好干部！包拯对宋庠的弹劾，在早曾已提出，在仁宗皇帝尚未决断之际，宋庠曾对其行径自我辩护，这是包拯无法接受的，因而，他才愤然指责宋庠“足见其固位无耻之甚矣！”（《全宋文》，页372）

怎么看待包拯对一个没有明显劣迹与罪行的高层官员的弹劾？包拯在奏折中作了明确阐述，他认为，对于掌握国家中枢权力的高层官员的评价，不能等同于基层干部一定要有触犯刑律、贪赃枉法的罪行与事证（“非如群有司小官之类，必有违状挂于刑书”），这是因为“执政大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同上书，页373）一个掌握国家高层权力的人，无功即为过，因为其执政地位的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其施政影响也必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位高而权尊，权尊而责重。与其地位、权力相应的是义务与责任。就此而言，包拯所论，并非毫无道理。

包拯也深知国人喜欢从过往和传统中找论据的路数，他在奏折中，不仅列举了唐宪宗时宰相权德舆因“不能有所发明”“俄以循默而罢”的历史鉴戒，而且列举了前次罢免范质等人“只以不称职”“未尝明其过也”的本朝先例。包拯的奏折有实、有理、有据，宋庠只得辞去宰相之职，到地方上“知河南府”去了。

北宋中期，因承平日久，商业繁荣，尽管官员待遇优渥，仍然滋生了享乐与贪欲之风。对于此种弊端，包拯同时期的学者与官员也有清醒认识，李觏指出，部分干部“但行文书，不责事实；但求免罪，不问成功。前后相推，上下相蔽。”（《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页308）苏轼认为，一些官员“莅官之日浅，而闲居之日长，以其莅官之所得，而为闲居仰给之资，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页244）为此，欧阳修痛切地批评道，如此下去，“四海之广不能容滥官，天下物力不能给俸禄矣。”（《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页1638）

表面看来，一些官员并无车载斗量、动辄千万的贪腐行径，然而，他们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尸位素餐，敷衍塞责；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奔竞钻营，夤缘附势；或吹拍奉迎，蝇营狗苟，以至于“居其官不知其职，十常八九。”（《宋史》，1977年，中华书局，页3768）流风日下，余绪至今。顷见报载，“有些干部表面看，袖子撸起来了，身子也扑下去了，开过会、讲过话、发过文、批过示，就算干完工作了。看似每个流程都有了，实际上是一种‘摆拍’行为。这是一种假作为现象，是‘撸起袖子不干活’。”（2017年5月8日《人民日报》）然而，无论古今，此种现象，并非个人行为的集合，总是某种政治形势与干部政策的溢出效应。

官员队伍因腐败而大面积塌陷，诉诸道德与理想信念肯定不是治本之道；在官员奢侈庸碌渐成世风的北宋时期，单纯弹劾一个并非衡轴主导的宋庠并不公平。后人看待前人更为客观与公正。6个世纪后，康熙时的文人冯景这样指出，宋庠“素有才望，不愧科名者，秉衡七年不为久，无所建明未为罪，又求解不得命乃止，而包公直以‘固位无耻’斥之，抑何过之深也！”(《解春集文钞》卷七)冯景尖锐指出了包拯的偏颇，“假令当时宰相才望科名不及庠，秉衡不止七年，而又擅权纳贿，贬贤逢君，无所不至，不但略无补报而已，则包公更将何以奋其笔舌乎！”（同上）冯景的逻辑是强有力的，假如一些官员的德才政声不如宋庠、任职时间不止七年，甚至“擅权纳贿，贬贤逢君”（这些话翻译成白话，无非就是以权谋私，奉迎拍马），包拯却置之不顾，偏偏只对一个“首尾七年，殊无建明”，虽然无功，至少无过，何况颇有声望的官员揪住不放？这一行为是否体现了北宋台谏制度的荒唐性，又如何让人赞赏包拯的职业精神？宋庠的“殊无建明”，有无制度的缺陷，有无皇权的制约，有无同僚的挤压，有无环境的影响？其实是可以推测的，也是可以考察的。冯景借古讽今，联系实际，他竟不无敏感地叹息道：“呜呼，乃今而知执政者，苟其罪不止于瑕末，职不比于循默，久食大位，塞贤者路，彼固包公所不齿者，又何足以辱公之笔舌哉！”（同上）包拯此举是否说明北宋时期政坛风清，贪渎绝迹，对官员的纠弹只能以“殊无建明”，政绩平平为靶的。如此以来，岂不说明今天的侯亮平要比包拯面对更加丑恶的官员队伍，面临更加繁重的反腐任务？

包拯对于宋庠的弹劾，后人的评论是多元的，有的说他是“从严要求”，也有的说他是“求全责备”，有的说他是“吹毛求疵”，甚至有的说他是借机整人，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宋代的台谏制度，并不能将权力有效地关进笼子。由于历史与制度的局限，不仅仁宗皇帝仍是至高无上的“笼外之权”，就是谏官本人也有着操作这一制度的漏洞与空间。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北宋的台谏制度根本无法有效地制约权力，而试图从墓葬或古籍中寻求政治文明的出路，而罔顾现成的民主政治与法治政体，显然是舍本逐末，舍近求远。